曾国藩，晚清时期的四大名臣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临终前，李鸿章曾向曾国藩请教：“何人可堪大用？”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清朝的未来，也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1872年农历二月，曾国藩因病去世，享年62岁，时任江苏巡抚。谁能想到，这位被后世誉为“中兴第一名臣”的人物，在弥留之际竟然为晚清局势做出了一次精准的“人才布局”。他没有急于回顾个人的功勋，而是心系国家未来，认真思考如何选拔能担起重任的人才。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年少时即饱读诗书，考试入仕，成为道光年间的进士。直到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曾国藩才迎来人生的转折点。受命回湖南组建湘军，他不仅成为镇压农民起义的核心人物，还凭借这支军队为清朝立下赫赫战功。由此，曾国藩从一个书生一跃成为统帅数十万大军的将领，这一转变的背后，离不开他对人才的深刻洞察和出色的管理能力。

他深知“用人不可以不当”，而“人才不可以不蓄”。他常说：“惟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正是因为这样的理念，曾国藩在弥留之际，将自己最为看重的五个顶尖人才列入了清朝的未来规划。这五人分别是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沈葆桢和刘长佑。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推荐的这五个人中，有几位曾与他发生过较大的争执。左宗棠曾因指责曾国藩谎报军情而让后者十分尴尬；彭玉麟因曾国藩在父亲去世期间纳妾一事直言批评过他；沈葆桢与曾国藩在军费分配问题上也曾有过冲突。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超越个人恩怨，从全局出发，冷静评估每一位人才的优点与贡献，展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和胸怀。

曾国藩高度评价左宗棠，认为他是“海内第一号人物”。左宗棠虽然早年科举失利，但他从不气馁，一直在乡村教书、著书立说。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曾国藩亲自召他加入湘军，左宗棠才真正展现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虽然两人在性格和行事风格上有过不和，但左宗棠无疑是晚清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曾国藩也因此能超越个人恩怨，全面评价左宗棠的成就。

彭玉麟则排在曾国藩心中的第二位。作为湘军水师的创始人，彭玉麟不畏权贵、淡泊名利，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之一。身为一名正直的军人，他坚决拒绝了曾国藩为他安排的优厚职位，宁愿保持清廉，不贪恋权力。曾国藩对彭玉麟的评价极高，认为他的光明磊落和坚守正义的品质值得称道。

在曾国藩的推荐名单中，郭嵩焘排名第三。他与曾国藩有着多年的友谊，两人都具有较强的学识和见识。郭嵩焘不仅在军事上有过卓越贡献，还在外交上做出了显著成绩，成为中国的首位驻外大使。他远见卓识，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技和制度，虽在当时遭遇政治排挤，但他为中国后来的变革和维新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沈葆桢，福建侯官人，晚清的船政大臣，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船政学堂，并推动建立了福州船政局，培养了大量海军和造船人才。尽管曾与曾国藩因资源分配问题发生过争执，曾国藩依然对沈葆桢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可他对国家海防建设的重要性。

刘长佑虽然在知名度上不如前四位，但他的战略眼光和警觉性深深打动了曾国藩。刘长佑不仅在军事上表现出色，还早早看到了日本崛起的威胁，提出了中国应当做好充分准备来应对日本的侵略。虽然当时的朝廷未能采纳他的建议，导致甲午战争的惨败，但刘长佑的远见在历史上是值得肯定的。

曾国藩临终时的这份“人才清单”不仅反映了他对五位杰出人物的肯定，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长远眼光。历史证明，这五位人才在清朝危机四伏的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挽救国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曾国藩的这段历史，以及他对于人才的评价和布局，提醒我们，在关键时刻，人才往往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