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八百年前，蒙古帝国的疆域一度横跨至东欧，成为世界上最为辽阔的帝国之一。当时的蒙古帝国已由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掌控，帝位也在拖雷的后代之间传承。拖雷有四位嫡长子，分别是长子蒙哥、次子忽必烈、三子旭烈兀和四子阿里不哥。根据蒙古传统，长子通常继承帝位，并负责征战四方，而幼子则留守家园。由于这一传统，阿里不哥被安排留守蒙古本土，而长子蒙哥继承了大汗的职位，带领着弟弟忽必烈一同展开对南宋的进攻。

与此同时，旭烈兀则驻扎在西南边疆，他在察觉伊朗地区的阿萨辛派恐怖组织活动频繁之后，决定亲自带领军队出征，消除这一威胁。正当旭烈兀准备前往北非与埃及展开进攻时，突然传来震惊整个蒙古帝国的消息——蒙哥在攻打南宋的战斗中不幸死于非命。那时，蒙哥在重庆的合川钓鱼城多次围攻无果，最终却神秘地暴毙。旭烈兀得知消息后，立刻返军，暂时停止了对阿萨辛派的打击，并迅速着手应对这一突发事件。但旭烈兀留下的驻军却在埃及遭遇了马穆鲁克军团的惨败。

蒙哥死后，忽必烈逐步掌控了蒙古大汗的权位，最终击败了阿里不哥，成为新的蒙古帝国领导者。此后，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并采用汉族的国号“大元”，标志着元朝的正式建立以及四大汗国名义上对元朝的归附。这一历史变动，可谓是从蒙哥在重庆意外去世的那一刻开始的，直接引发了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

关于蒙哥之死，蒙古与波斯方面普遍认为他是死于疫病，但合川县的地方志以及一些历史记录指出，蒙哥可能是因遭到暗算或受到箭矢所伤而死。这一观点也为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提供了灵感，小说中的杨过便用大石砸死蒙哥，成了后世文学中的一个虚构情节。

蒙古帝国能够扩展如此庞大的领土，背后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西征过程中，蒙古帝国的第一个敌人是中亚的强国西辽。西辽是由契丹人建立的国家，这些契丹人原本是鲜卑族的一支，鲜卑族在古代被称为东胡。东胡分为两支，一支位于黑龙江上游的大兴安岭地区，另一支则在辽河流域的通辽与赤峰一带。学者们认为，后来的蒙古与契丹，便是鲜卑和乌桓的后裔。鲜卑曾长期压制突厥，并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强盛的北魏王朝。乌桓则因与袁绍家族结盟，最终被曹操征服，曹操在征讨乌桓的途中还写下了名篇《观沧海》。

历史上，乌桓一词的古音为“勒”，这一发音与中世纪扰乱欧洲的阿瓦尔游牧民族十分相似。阿瓦尔人的可汗几代皆名为巴彦，而在蒙古语中，“巴彦”是一个常见的名字，意为“富饶”，而这一词根常见于今天的地名，如巴音布鲁克、巴音郭楞等。

在东亚，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有显著的东北亚民族东迁痕迹，日语的语法结构与满语、蒙古语、甚至是西亚的土耳其语有一定的相似性。更有学者提出，中国商朝的上层贵族也可能源自东北辽河流域的古代人群。最近，《自然》杂志一篇基于语言学与基因学数据的研究表明，从土耳其到日本的多个族群，均可追溯到9000多年前的辽河流域。

至今，蒙古独立已超过百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蒙古对中国的看法逐渐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历史上，蒙古与中原王朝有着深厚的联系。元朝时期，蒙古帝国曾达到鼎盛，其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堪称蒙古历史中的高光时刻。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蒙古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许多变迁。

清朝时期，蒙古被纳入中国的版图，接受了中央政府的统治。但进入近现代，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蒙古在1911年宣布“独立”，尽管这一独立并未得到国际广泛承认。直到1921年，在苏俄的支持下，蒙古再次脱离中国，并于1924年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历史过程使得部分蒙古人对中国的感情较为复杂，既有对往昔独立辉煌的怀念，也有对曾经被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纠葛。

尽管如此，蒙古独立后仍然保持着与中国在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蒙古人推行了文改革，积极发展本民族文化，但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如藏传佛教）还是传统习俗方面，蒙古族与中国境内的蒙古族都保持着深厚的渊源。这种文化上的共通性让一些蒙古人对中国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并愿意通过文化交流深化相互理解。然而，近年来，受到部分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蒙古国内也出现了试图割裂与中国文化联系的声音，但这类观点并未成为主流。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已经成为蒙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蒙古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主要依赖矿产资源的出口。而中国凭借强大的市场和工业制造能力，与蒙古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了深入的合作。在矿业合作方面，中国企业积极参与蒙古多个大型矿山开发，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让许多蒙古人看到了与中国合作带来的切实利益，形成了对中国较为友好的态度，期待双方能通过深化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然而，也有一部分蒙古人对过度依赖中国经济产生了担忧，认为这样可能会威胁到蒙古的经济主权。但总体而言，经济合作在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