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而清朝的《退位诏书》虽然标志着这一制度的正式结束，但它并没有彻底抹去这种体制在人民心中的深刻烙印。溥仪作为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在清朝灭亡的那一刻，并没有离开他所熟悉的紫禁城。相反，在清廷宣布结束后的12年里，溥仪依然按照《优待清室条件》在紫禁城内继续享受着如皇帝般的生活。这个现象引发了不少人的质疑，毕竟，大家都期待着君主专制和共和制度能平稳过渡。然而，溥仪退位后仍然安享荣华富贵，无疑让人感到不解和反感。

其实，民国政府当初采取这样的举措，出于对溥仪的影响力的妥协。很多人或许会好奇，这位退位的皇帝究竟拥有多大的影响力呢？事实上，不少人的言行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了溥仪的巨大影响。退位后的溥仪开始接触并阅读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书籍，尤其喜爱胡适用白话文写作的《尝试集》。1922年5月30日，溥仪与胡适在紫禁城会面，尽管两人的交谈时间只有短短的半小时，但这次会面却对胡适产生了极大的触动。胡适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然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的面前占一席之地。”这简短的一句话，足以看出胡适在面对溥仪时的自豪与喜悦。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竟然将这位已经退位10年的皇帝看作是高高在上的人物。由此可见，溥仪虽然已不再是实际的统治者，但他依然保有“皇帝”的光环，这表明封建君主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从人民心中消失。除了胡适这样的文化名人，民国政府和各地军阀也始终没有放弃对溥仪的优待，甚至将他视作未曾退位的皇帝。

举个例子，民国6年，袁世凯去世后，徐世昌成为了民国的总统。与常人对清朝的排斥不同，徐世昌对清朝并没有怨恨，反而表现出对溥仪的崇敬与依赖。尽管徐世昌已是民国的最高领导，他仍然会在许多决策上请示溥仪，得到“皇帝”的认可后才会签字批准。在徐世昌的日记中，他一直称溥仪为“幼主”。假如他继续执政下去，或许他真有可能会支持清朝复辟。

溥仪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徐世昌身上。当民国总统位置更换到黎元洪手中时，溥仪依然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待遇。在溥仪的大婚期间，民国政府即使财政状况困难，依旧拨出了10万元资金，其中2万元还作为政府的贺礼。除此之外，民国政府还派出了2498人来确保婚礼的顺利举行，确保婚礼的安全和秩序。各地的官员们纷纷送来贺礼，黎元洪更是在贺礼上写下“赠宣统大皇帝”字样。而且，前来送礼的总统府侍从甚至在溥仪面前自称“奴才”，并行跪拜礼。这一切都说明，即使溥仪已经退位，他仍然受到极高的尊重与优待，封建专制的残余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溥仪虽然早已退位，手中没有实权，但他依旧在许多人心目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和政府高层中。这种影响力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他恢复皇位，但依然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最终选中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正是看中了他仍然具有的影响力。溥仪成为了日本人掌控满洲的工具和傀儡，虽然他手中的权力早已被日本剥夺，但他依然被视为某种象征性存在。

当然，我们不应过高估计溥仪的实际影响力。尽管他仍然拥有某种程度的象征性影响力，但他对中国政治格局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无论他在伪满洲国的地位如何，始终只是日本的傀儡而已。因此，溥仪的实际权力和政治影响力，远远不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