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对华夏的统一。然而，秦朝的暴政却为全国各地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人民在暴虐的政策下苦不堪言，起义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国家。

在这场全国性的动乱中，刘邦率领的军队成功占领了关中地区，并废除了秦朝的一些严苛法律和约法三章，这一举措为后来的政权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02年，刘邦即位称帝，建立了汉朝。然而，尽管汉朝废除了秦朝的残暴政令，却逐渐采取了类似秦朝的体制，逐步恢复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政治环境。

秦朝的核心制度是通过中央集权来维护国家的大一统秩序。汉朝建国初期，刘邦面临的局势十分复杂，许多历史事件也促使了他最终采取了类似秦制的政策。刘邦面对外有匈奴威胁、内有异姓诸侯王叛乱的局面，他深知，若要保障汉朝的稳定和中央集权，必须吸取秦朝制度中的有益部分。

当时，刘邦决定将关东地区的豪门贵族和名门望族迁至关中并安置在长陵，这一举措有效地限制了地方权力，强化了中央的控制。同时，刘邦也决定定都长安，确保了汉朝政权的稳定与权力辐射全国。为了减少宰相的权力，刘邦对丞相萧何进行了压制，并着手改革法律体系，采用了基于秦律的九章律来规范社会秩序。这一系列措施是汉朝制度初步形成的标志，为后来的制度完善奠定了基础。

然而，刘邦死后，汉朝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平息，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刘邦去世后，吕后实际掌控了朝政，直到公元前180年，刘邦的儿子们发动政变，推翻了吕后的家族权力。随后的政变让刘恒（即汉文帝）登基。汉文帝上台后，继续实施刘邦和吕后制定的休养生息政策，使汉朝的赋税减轻到了历史上最轻的三十税一。然而，刘姓诸侯王的叛乱依然没有停止，像淮南国的刘长、济北王刘兴、吴楚七国之乱等一系列动乱，给汉朝的统治带来了严峻挑战。

此时，汉朝的体制实际上仍然是一种“郡国并行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郡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而诸侯国则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甚至能随时威胁到皇权的稳定。汉朝的这一体制显然存在着许多潜在的隐患，若不进行改革，局势有可能重演秦朝的分裂问题。

为了确保中央集权，汉景帝在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后，着手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他一方面继续分封自己的皇子为诸侯王，另一方面却大幅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他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取消诸侯王任命官员和征收税赋的权力，削减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裁撤了一些不必要的官职，并规定诸侯王不得干预国内政事。虽然郡国并行体制没有完全被废除，但这些改革无疑削弱了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并为日后汉朝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巩固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即位后，彻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了推恩令，并废除了部分诸侯国的割据权力，进一步加深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彻底解决了诸侯王的威胁，最终实现了以郡县制为核心的地方治理模式，结束了“郡国并行体制”的历史，标志着秦朝中央集权体制在汉朝的全面落实。

同时，匈奴的威胁始终没有停止。虽然刘邦曾带领大军北伐匈奴，但由于汉朝刚刚建立，国内局势尚不稳定，刘邦没有足够的力量全力应对匈奴的威胁。直到汉景帝时期，虽然匈奴威胁仍然存在，但汉朝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且国内的叛乱不断，无法集中力量应对外部威胁。然而，当国内的政权稳定后，汉武帝开始实施一系列新的军事改革，进行反击匈奴的战争，并在西域扩张疆域。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汉朝逐渐消除了匈奴的威胁，并开拓了更广阔的疆土。

到汉武帝后期，虽然在与匈奴的战争中汉军也经历了不少挫折，但已经没有大规模的诸侯王叛乱，这证明了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这一过程中，秦朝的大一统体制逐渐被汉朝接受并完善，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形成了一个强盛的帝国，汉朝的国力与罗马并肩，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总的来说，汉朝从刘邦到汉武帝的历史变革中，秦朝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被接纳并在汉朝得到了深化和完善。这些制度的逐步实施，不仅解决了内外的政治危机，也为汉朝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至汉武帝时期，汉朝实现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