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中的吴敬中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一位人物。他毕业于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曾担任过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教官，还在中苏情报所担任总务科长，之后又先后成为军统西北区和东北区的区长，最终担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为了方便讨论，本文仍然称他为吴敬中，尽管“吴景中”与“吴敬中”之间只差一个字，或许历史上他本来就是这样命名的。

沈醉在他的回忆录《军统内幕》和《我这三十年》中多次提到吴敬中，并给他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同事”、“很要好的朋友”和“叛徒”。其中，“叛徒”这个标签出现了至少两次，从沈醉的描述中，读者不难推测吴敬中早期的身份。沈醉提到，戴笠曾选派一些大特务去临澧特训班工作，其中包括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和吴敬中等。这些特务，尤其是曾留学苏联的吴敬中，都是中共的叛徒。沈醉还特别提到，戴笠把这些叛徒安排在了苏联方面派来的副科长职位上。

然而，沈醉在自己的“叛徒名单”中，却漏掉了两个名字，这两个人比吴敬中的地位还要高。他们分别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和程一鸣，二人都曾在军统特训班担任过重要职务。余乐醒曾是特训班的副主任，程一鸣则曾是多个特训班的总教官，而吴敬中仅仅是临澧特训班的学员一大队二中队的指导员兼情报电讯教官，地位相对较低。沈醉的“叛徒名单”为什么遗漏了他们呢？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余乐醒是沈醉的姐夫，更因为这两人背后有着过于复杂和神秘的背景。

其中，余乐醒的身份更为特殊，他的叛变并非是为了潜伏敌方，而是在权力斗争中为了自保而做出的选择。余乐醒曾在叶挺独立团担任中共党总支书记和政治指导员，参与了南昌起义，在起义失败后，他曾带着重要的黄金脱逃，后加入戴笠的军统，并在军统特训班担任了重要职务。然而，由于能力过强，余乐醒被戴笠和毛人凤忌惮，最终被打压。正是因为这种背景，使得余乐醒的身份更加复杂，一方面他与中共有深厚联系，另一方面又为军统效力，在情报工作中深藏不露。

1938年秋天，戴笠首次视察临澧特训班时，余乐醒因精心布置的警戒措施被戴笠严厉批评。戴笠觉得过于严密的戒备显得过于高调，甚至引起了他对余乐醒的忌惮。即便如此，余乐醒依然在特训班内保持较高的威望，这让戴笠心生警惕，甚至有传言说余乐醒的威信超过了戴笠自己。

余乐醒的过去令人惊叹：他曾是南昌起义时的核心人物，虽然经历了背叛，但他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过去的影子。戴笠对余乐醒心存忌惮，反而让他在军统的地位逐渐动摇。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余乐醒虽然在戴笠心中已经失去了信任，但他的能力和魅力依然让他在军统内部有一定的影响力。余乐醒曾有过许多机会与军统高级领导保持联系，甚至当戴笠决定将其扣押时，余乐醒仍然能保持一部分学生的支持。

沈醉对余乐醒和程一鸣的回忆充满了复杂的情感。程一鸣作为一个“真潜伏”的人物，直到1964年才完成任务回到澳门，而沈醉直到特赦后才得知程一鸣的真实身份。程一鸣在沈醉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曾经的军统高层，他的潜伏身份直至晚年才暴露出来。沈醉曾在一次会议上询问程一鸣为何在回忆录中避而不谈1949年后的经历，程一鸣只能无奈一笑，表示那是不能公开的秘密。

从沈醉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吴敬中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一个谜。作为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同学和朋友，沈醉虽然将吴敬中列入了叛徒名单，但却忽略了他同班的两个同学——余乐醒和程一鸣，这无疑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空间。吴敬中的身份到底是怎样的？他是否也曾在潜伏的世界中打过隐秘的“战争”？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