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朝历史上有着“十二大铁帽子王”的称号。所谓“铁帽子王”，顾名思义就是那些被封为王爵的宗室成员，其王位一代传一代，世袭制从未断过。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清朝之前并不稀奇，尤其是在明朝，几乎每个皇帝都多次封亲王，因此导致了王爵数量激增，最终王爷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可控制的范围，形成了严重的权力过剩，这也是导致大明朝国运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朝显然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设定了严格的宗室王爵制度。除了这十二位“铁帽子王”之外，其他王爵基本都是世袭减少的，宗室成员的爵位代代递降，这不仅避免了明朝那样的王爷泛滥局面，还有效减少了国家财政的负担。

清朝的268年历史里，皇帝的宗亲们中，被封为亲王的总数只有26位，郡王则只有14位。相比之下，明朝的亲王数目可谓是庞大，尤其是朱元璋与朱棣时代的亲王数量，几乎和清朝近三百年的总和相提并论，而且明朝的亲王都是“铁帽子王”，每一位都拥有世袭的封号和特权。

清朝的宗室王爵与明朝的不同之处，在于清朝的王爷们大多只能待在京城，根本没有像明朝那样被分封到各地的封地上。由于缺乏实际的领土和政治权力，清朝的王爷们只能在京师内的狭小空间中活动，甚至连离开京城四十里地外的权利都没有。与此相对，明朝的亲王们一旦被封藩，不仅摆脱了京师的束缚，而且在各自的封地上享有极高的权力，有的甚至可以为所欲为。

清朝虽有许多限制，但宗室王爵的生活依然受到了诸多规矩的束缚。王爷们不仅不允许与朝廷大臣私交，也不得与内廷太监有过多接触，甚至不能随便与外人交往或收受任何形式的请求和托付。这样严格的禁令确保了王爷们的行为不至于对政权构成威胁，同时也防止了权力的滥用。

在清朝的“铁帽子王”中，如果要评选谁是最富有的王爷，恭亲王奕訢可能是最有资格的。虽然奕訢在清朝后期担任了重要的政务职务，是朝廷的顶梁柱之一，但他依然没有忘记扩充个人财富。他的恭王府在光绪年间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光是在直隶省的土地就有七千多顷，此外，他在关外还有四大庄园，每个庄园拥有上千亩土地。仅仅是这些土地的年租收入就达到十万两银子，堪称是铁帽子王中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恭亲王的财富甚至让当时崭露头角的醇亲王奕譞自愧不如。奕譞虽然是晚清重要的政治人物，但从其家产的积累来看，恭王府无疑是更具经济实力的存在。奕譞自从儿子即位后，一直保持谨慎小心，因为他深知，最终能真正决定局势的，往往不是他手中的权力，而是位高权重的“老佛爷”。

此外，肃亲王府也不容忽视。虽然它的庄园面积达到九千顷，但这份财富是在二百多年的积累中逐渐形成的，和恭王府相比，势力还是显得逊色不少。再看睿亲王府，其土地面积和收入差距更是明显，仅为恭王府的四分之一，年租收入也仅为两万两银子，这几乎和睿亲王每年固定的俸禄差不多，显现出其财富的局限。

然而，如果把目光从清朝的王爷们转向其他地方，孔府的财力则更显得令人震惊。孔府的土地面积不仅和恭王府相当，甚至可能远超其数倍。孔府的祭田与私田加起来的面积已远超一百万亩，且这种财富的积累，源自两千多年的孔子后代的传承。孔府的规模、影响力和财富，远超任何一位清朝亲王，甚至在当地犹如一个小型的朝廷。尽管衍圣公只是一个公爵，按爵位等级比亲王差远了，但其财富在清朝的任何一位亲王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在衍圣公眼里，清朝的这些亲王不过是一些“小人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