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亮上将曾长期反对撰写回忆录或类似的文章。并非因为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往事，而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地方，始终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军人。然而，随着年岁渐长，唐亮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革命军人，或许应该为党和人民留下些许记忆与总结。因此，在晚年，他决定拿起笔，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和专著。

1983年年底，唐亮曾服役的单位——政治学院，特地派人来为他撰写小传。那时，唐亮的身体非常虚弱，正住在医院，连站起来都显得非常吃力。当唐亮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于是，从那时起，他每天都坚持与人口述数小时，回忆过去的岁月，儿子唐军光就坐在旁边倾听。尽管回忆的内容看起来平淡无奇，儿子还是忍不住问父亲，是否有过什么矛盾或者争执。唐亮的回答也很简单，他平静地表示：“没有什么特殊的争执，都是同志之间的小摩擦，吵吵闹闹而已，过后都能和好。”

唐亮，原名唐昌贤，另有名字唐昌明，生于1910年，出生在浏阳永和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926年，年仅16岁的他便投身于革命，加入了浏阳工人纠察队，开始为推翻压迫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1934年，唐亮随部队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唐亮为了保护队友，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被迫与主力部队分开。之后，他被组织任命为红三军团随营学校的党总支书记，虽然那时的他体弱多病，但他依旧展现了无畏的革命精神，将战斗的重担与责任紧紧扛在肩上。

有一件事情至今被许多人传颂。当时，唐亮身体虚弱，身患多种疾病，但他依然将自己的坐骑——一匹马让给了与他一样病重的李景瑞同志。事情被红四师十一团的政委王平知道后，他立即派警卫员将另一匹马送给唐亮，并告诫：“我宁要唐亮一个，也不愿失去十挺机枪。”这件事充分展现了唐亮的革命情怀和集体主义精神。

长征途中，唐亮一边治疗，一边继续尽职尽责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直到部队抵达陕北，唐亮负责的随营学校工作得到了军团党委的高度评价。1943年春，唐亮因病住进山东军区医院，恰巧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住在隔壁。罗荣桓仅是短暂来此检查身体，但唐亮抓住这个机会，虚心请教罗荣桓关于军政工作的一些经验。罗荣桓的话对唐亮影响深远，他强调：“战斗力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军事技术的高低，更在于政治工作是否到位，政治工作如果得不到保障，战争胜利也无从谈起。”

在抗战的后期，唐亮作为山东滨海军区的政委，与司令员陈士榘一同带领部队展开游击战，成功打破了日军试图控制中国沿海的阴谋，显示出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1948年秋，济南战役爆发，唐亮作为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亲自起草了关于攻济的动员口号，其中包括著名的“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句激励士气的话。

建国后的唐亮，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五年后，又成为南京军区的首任政委。1950年代，唐亮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1958年，他被送到中山陵8号进行休养，并提出了离职休养的申请，虽然后来才得到批准。但这一期间，唐亮并未因此而停下脚步，他总觉得自己不能空闲，仍然渴望继续为国家效力。

1971年，唐亮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邀请他到北京担任解放军军政大学工作。1977年，随着军政大学的分设，唐亮被任命为政治学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唐亮依然没有放弃工作，在治疗期间，继续坚守岗位，直到1978年因患直肠癌，身体严重虚弱，无法继续履职，工作重担转交给了副院长杨秀山。

1983年，唐亮决定辞去所有职务，南迁到南京安家。这时，他已经73岁，开始了较为平静的生活。离开北京之前，曾有副总参谋长张震来探望他，唐亮感慨地说：“回到南京，是为了让妻子度过一个团圆的晚年。”两人孩子大都在南京，唐亮也向大家承诺，他会争取再活一个“五年计划”。那时，他开始认真撰写回忆录，并在儿子唐军光的提问下，谈起了自己一生中的矛盾与争执。

在1986年春，唐亮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生表示，他的情况已经达到了“三不能”状态——不能继续化疗，不能做放疗，也无法进行手术治疗。尽管如此，唐亮依然乐观面对，亲手写下诗篇，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四化建设的美好期望：“新老干部团结好，四化一定能实现。”这成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篇绝笔。

1986年11月20日，唐亮因病去世，享年76岁。他的革命精神与对国家的忠诚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