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0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副司令员粟裕向外发布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这预示着解放上海的战役正式拉开了序幕。

5月21日下午六点左右，上海市区突然间被实施了严格的戒严。在南京路和西藏路一带，士兵与警察全副武装，如同面对强敌般严阵以待，他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交叉巡逻，将交通要道密不透风地封锁，交通陷入瘫痪，行人则被迫步履停顿，整个城市一下子笼罩在恐惧之中。

不久之后，一辆囚车从贵州路的老闸捕房疾驰而出，像风一般迅速横穿马路，停在一家公司门口，军警从车内推下两名“罪犯”。这两个人身着国民党的黄呢军服，尽管没有肩章和领章，但看上去四五十岁，体格健壮，双臂被牢牢绑缚，无法挣脱。他们背后还插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银牛”两个歪歪扭扭的大字。

（当时的上海，金融市场混乱不堪，通货膨胀严重，国民党的金圆券贬值乌烟瘴气，因此以买卖银元为生的“黄牛”们猖獗逞凶，他们不择手段地从普通百姓身上攫取财富，这些银元贩子因此被戏称为“银牛”。）

可如今，上海即将被解放，国民党为何还在此时抓捕这些银元贩子呢？而且，这两名“银牛”似乎并不普通，他们的神态从容，氛围非凡，完全没有一般犯人临刑前的窘迫状态。

在行刑之前，其中一人甚至要求向围观群众发表演讲，却遭到刽子手的果断拒绝，军警强迫他们跪下，但他们却毫不在意，反而用尽全力高呼：“……毛泽东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随着这一声声呐喊传出，刽子手很快扣动了扳机，枪声响起，顷刻间，这两位“银牛”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尸体暴露在上海的街道上。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民党已无力阻挡解放军的攻击，上海眼看就要解放，国民党为何依旧忙于抓捕金融罪犯？而这其中一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何会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他们究竟是谁？这个故事得从高呼“毛主席万岁”的那位人士说起……

他名叫张权。

张权于1899年出生在河北省武强县的张家庄，年仅18岁便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继续被推荐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入学习炮科。带着不容小觑的战斗经验回国后，他投身于北伐战争，凭借卓越的战功晋升为师长，此后还担任国民党陆军步兵学校的少将教务长，培养了大量的炮兵军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权组建了国民党机械化装甲部队，被誉为中国战车防御炮部队的奠基人。在反攻滇缅的战役中，他所指挥的战车防御炮部队创下了在一天内摧毁了日军四十多辆坦克的辉煌战绩。

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一直推进到贵州独山，震惊重庆。张权临阵指挥，协同其他部队，成功击溃日军，因此被誉为抗日战争的名将。

在抗日战争期间，张权的战车防御炮教导中队驻守在四川璧山，战防炮团在重庆也设有办事处，与周恩来总理的住所“周公馆”相距不远，周总理与董必武曾多次邀请张权到办事处做客。

在周总理和董必武的劝说下，张权曾一度希望加入共产党，但周、董二位却认为他留在国民党军队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在二位重臣的影响下，张权最终选择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为国效力。

因此，周总理还通过张治中特意将地下党员王亚文介绍给张权，担任他的秘书。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张权几度表示：“北伐时，祖涵公（林伯渠）是我的老师，现在，周、董二位的指点让我豁然开朗，受益匪浅。今后，我愿意追随周、董二位的脚步！”

1948年初，王亚文来到张权家做客。在交谈中提到特工李明灏最近的动向，并告诉张权李明灏秘密前往华北解放区的消息，这让张权为之心动，迫不及待地问：“我能不能像李明灏一样，也去解放区呢？”

“我们认为你能在这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你能在上海做好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在蒋介石的‘心脏’埋下‘定时炸弹’，等到解放军攻打上海时将这座城市完整交回人民。”王亚文说道。

张权经过一番思索，表示：“我会尽力完成任务，但我有一个请求，加入贵党是我多年的心愿，现在能否实现这个愿望？”

对于张权的这个要求，王亚文答应会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汇报，并说道：“这正是对你的一次考验，希望你能够出色完成任务。”

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张权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的身份，先后到了徐州和长江南岸，调查敌情和布防情况，为解放军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宣告“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迅速以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成功突破长江防线，迅猛向纵深发展。

4月23日，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终结。这时，蒋介石愤怒地乘船前往上海，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蒋介石到达上海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地下党组织，他们立即与张权取得联系，准备实施起义，抓获蒋介石。

接着，上海地下党策反工作负责人沙文汉在王亚文的介绍下，来到张权家里。他们互致问候后，沙文汉开始向张权说明中央军委决定近期内解放上海的意图，接着他补充道：“张权将军，自北伐以来你一直身处军中任职，曾担任陆军步兵学校教务长和战防炮总队长，门生众多，其中不少人为人正直，特别是从您转来的报告显示，您在策反方面做得很有成效，因此今天特来与您商讨，希望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起义计划。”

张权听后，心中激动，将近段时间的策反进展作了汇报，认为这次起义必将成功。

这时，王亚文又说道：“根据内部消息，蒋介石父子现已经搬到‘永兴号’舰上居住，而‘永兴号’的舰长是我们一位同志的父亲，这位同志也在舰上身居要职，非常可靠，只要我们做好准备，起义的信号就在蒋介石身边响起。”

沙文汉接着说：“就算蒋介石再狡诈，也不会想到在他指挥作战的军舰上，居然有我们的人，只待我们一声令下……”

话未说完，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一个口号：“活捉蒋介石！”

最后，沙文汉请张权将军尽快制订一个详细的计划，并向上海局汇报讨论。

在送走沙文汉和王亚文后的几天里，张权日间奔走于同意参加起义的将军之间，夜晚则埋头于计划，时不时地与王亚文一起商议，很快起义的计划就得以制订，并得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批准，张权被任命为上海城区武装起义的总司令，起义时间定于5月16日上午10点。

为了保证起义计划的顺利实施，计划获得上海地下党组织同意的第二天，张权开着军用吉普车，边侦查吴淞要塞区和上海郊区的军情，边以视察为名与原本计划参与起义的各将领会面，布置具体的起义事项。

就这样，起义的准备工作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令人意外的是，张权与准备起义的几位将领交谈后，竟有些人表示不打算参加了。

原来，自蒋介石抵达上海后，他专门召集在沪的各届黄埔学生训话，以校长的身份告诫学生：“党国的盛衰在此一举，你们必须全力应对民族的危难……”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接连召见驻沪的各团级以上的军官，鼓励他们打气，许诺升职，甚至威逼相继，意图稳定军心。为了强化对军官的控制，他还将团长以上军官的家属送往台湾，以“保护”为名，威逼他们为“蒋家王朝”效犬马之劳。

更为阴险的是，蒋介石命令京沪杭的司令汤恩伯和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要将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谍报人员“一并消灭”，为此，汤恩伯还迫不及待地发布了《战令十条》，连着说了十个“杀”字，很快，敌人的警车在上海城里四处奔波，白色恐怖迅速笼罩上海。

这一切不过是蒋介石临终前的挣扎，但却让驻沪的国民党军官们心中惶惶，原本答应参加的几位主力师师长也因此而动摇。

为了确保起义能够如期发起，张权和王亚文决定加紧工作，那段时间里，张权更加频繁地往返于驻沪国民党军队的防守阵地和一些高级将领的家中。

一天晚上，第182师的师长王挽危通过妻子给张权送来一封信，信中透露出他开始动摇，不再准备参加起义了。

张权立刻回信，未曾指责王挽危，反而鼓励他“反戈一击”。次日，王亚文以张华忠的名义，代表中共地下党亲自前往王挽危的家做工作，最终才使得王挽危打消金主蒋介石赴台的念头，决定参加起义。

当张权得知209师师长方懋锴要将妻儿送往台湾时，急忙前去劝说他这位曾经的学生。方懋锴一直深深敬仰张权，尽管厌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内部派系斗争，但面对蒋介石的各种威逼和引诱，他也不得不有所顾忌。

见到方懋锴时，张权情感涌上心头：“我们相识于步兵学校，共事多年，风雨兼程，我真诚希望你能明白，趁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特意前来看你，只想问一句，你的炮口究竟对准谁？”

“恩师，送走妻儿，我只能万般无奈，否则他们能放过我吗？可我相信共产党的主张，更不会忘恩师的教诲。我保证，等解放军到达，我必然举起白旗让路。”说到这里，张权已泪眼朦胧：“请您相信我，我说到做到，解放军打到黄浦，我即刻让出阵地，让他们长驱直入，至于我那时的未来，只希望能回家当个普通农民。”

方懋锴的这一表态，直接向共产党和张权表态，工作进展到此可谓基本成功。由此，张权直接掌握的炮兵51团、结拜兄弟李锡佑的132师和王挽危的182师等配合力量209师，即使经历波折后，最终成功整合，起义与“捉蒋”的准备工作便再次加速展开。

5月12日，第三野战军正式发起了上海战役，规模空前的城市攻坚战拉开帷幕。陈毅司令员指挥下的第九、第十兵团各个军队，以雷霆万钧之势朝上海市郊发起猛烈攻击，战斗之声如轰鸣的雷声不时传来，至此，距离起义的时刻也愈加临近，张权的心情既激动又欣喜。

5月15日早上，张权按照与王亚文的约定来到黄浦公园，与其见面后简要汇报了工作进展和近期调整情况，随后又对起义的各个细节进行了最后的商定。

临别时，王亚文叮嘱：“明天参加司令部的起义领导人员请提前两小时到司令部集合。”

张权连连点头，拿出六张从警备司令部弄来的“战时特别通行证”递给王亚文说道：“这几张通行证你先分发下去，我还得去吴淞炮台找邵百昌商量。”

尽管炮台司令邵百昌与张权是故交，但张权不遗余力地劝说他参加起义时，邵百昌始终心存顾虑，未能明确表态。针对邵百昌的不确定，张权不得不遗憾地告别。

其实，张权早在邵百昌的炮台安排了一个团的起义，但他担心若到最后关头邵百昌仍顽固抵抗，将会面临两面夹击，因此事先进行的准备是确保上海起义胜利的重要措施。

然而，倘若张权在此时作为上海市区武装起义的总司令，最终的发动安排如同开枪前的准备阶段，正在进行至关重要的时刻时，却未曾想到有人究竟无法承受重压，向国民党的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告发。这个告密者便是国民党的132师少校情报科长张贤，导致这一起义行动霎时功亏一篑。

张贤将情况告发给毛森，后者立即全城戒严，开展大规模抓捕。5月15日早晨，参加起义的李锡佑少将和秦然轩少校皆已落入敌手。

当天下午，张权从吴淞炮台返回市区，想着回家探望妻子和孩子们是否已安全转移。可就在车子拐到家门口时，还未停稳，就被几名彪形大汉扑了上来，瞬间将他从车中拽出，接着强行抓住他的双臂，其中一人沉声说道：“请你跟我们到警察局走一趟。”

说罢，将张权推进警备撤离。尽管张权奋力反抗，但始终无济于事。因为参加起义的部队很多都是他单线联系的，如今张权被捕，整个起义行动已无从按计划进行，只能暂时搁置。

很快，上海地下党组织就得知了张权被捕的消息，大家无不震惊，深感痛心，并迅速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但因敌人严密监视，终未如愿。

张权被捕后，毛森亲自负责审讯，逼迫张权供出中共上海秘密党组织的情况以及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名单。

然而张权始终镇定自若，回应道：“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一切都由我承担，上海起义的总负责人就是我！真理是人民的！我代表人民，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想杀就杀我吧，不要牵连无辜的人。”

敌人在从张权口中无法得到一条可用的情报，愈发愤怒，企图以酷刑威逼他。

面对这种威胁，张权坚决地说：“我是国军的将领，士可杀不可辱！你们可以杀我，但不能用刑！”

张权那义无反顾的精神令敌人无从下手。经过七天的折磨，虽然敌人用尽各种手段来逼问，张权始终坚贞不屈，始终保持着沉默，维护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成员和大量的国民党爱国官兵的安全。

在狱中，张权不时向同屋的囚友讲述他与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交往的经历，频频赞扬解放军的英勇表现。随着解放上海的最后号角愈加临近，张权对身边的囚友满怀期待地说：“天快亮了！上海人民快要迎来胜利了！”

5月17日，蒋介石收到关于张权兵变未遂的报告，当得知张权始终守口如瓶时，气得挥手说道：“审讯张权已经没有意义，立即执行枪决。”

交代完后，蒋介石陷入沉思，接着再交代道：“一定要以扰乱金融、破坏治安的罪名进行处决，务必不能对外公布实情，行刑后在报纸上用大号标题显著报道，以震慑其他党徒。”

5月21日上午，张权与李锡祐进行最后一次提审，敌人这次只是简单地问了他们的信念、年龄、籍贯、职业等，所谓的“验明正身”。

当天上午，张权与李锡祐的背后各插上了一块“银牛”的纸牌，接着被押上一辆军用卡车，经过喧闹的街道开到了繁华的市区，公司门口。待张权和李锡祐被推下车，军警指令两人跪下时，他们却如铁塔般脚不动身，坚定地直立着。随即，张权轻蔑地朝监刑官一瞥，傲然说道：“待我向民众演说后死。”

“禁止讲话！”监刑官浑身紧绷，生怕张权的话在刑场引发骚乱，而张权却毫不在意，正义凛然，高呼：“胜利属于人民！毛泽东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必胜万岁！……”

就在这一声声呐喊中，刽子手扣动扳机，尽管如此，围观的市民心知这两名即将被处死的“犯人”并非真正的“银牛”。

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张权与李锡佑的牺牲四天后，即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踏入了上海市区，中国这座最大的工业城市，终于有了人民的归属，烈士心中梦寐以求的理想也终于得以实现。

在进入上海后，党组织下令寻找张权将军的遗体。在多方努力下，最终在普善山找到了他遗骸。7月30日，经陈毅元帅批准，上海市委发出了公函，追认张权将军为革命烈士，并对他的家属给予了优抚。

8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张权将军治丧委员会，并于8月24日下午1时在万安殡仪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在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对张权烈士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权虽非中共党员，但在思想、行动、工作作风上都如同共产党员，他对蒋介石反革命的残酷统治怀有深切仇恨，对中国人民的胜利充满信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瓦解了敌对军队的士气，迎来上海解放，他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

追悼会结束后，张权将军的灵柩被安置于上海烈士陵园，并在墓前树立了刻有“张权烈士之墓”的碑石。

1957年9月，背叛张权将军的叛徒张贤最终难逃法网，被依法处决，这也算是对张权将军在九泉之下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