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爆发，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不管是安禄山，还是王禄山、李禄山，或者是其他的领袖人物，最终必然会有一个以某种方式挑战唐朝的统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得从北魏的均田制谈起。

北魏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争不断，使得大片土地荒废，导致国家的粮食储备严重不足，税收也因此大幅下降。为了应对这一困境，北魏实施了均田制，这是一种土地分配制度：国家将无人耕种的土地收回，再分配给农民进行耕种，农民则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并且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尽管均田制并未覆盖所有土地，且大地主的存在也不可避免，但它在当时的农业经济体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北魏还建立了府兵制。参与均田制的农民平时从事农业生产，而在农闲时则接受军事训练，战时则应召成为战士。这种兵农合一的模式大大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也保障了农业的稳定发展。府兵制被认为是非常先进的制度，因此，隋朝和唐朝都继承了这一制度，并且在唐太宗时期达到了鼎盛。

然而，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起，均田制和府兵制就逐渐失去了效力。首先，唐朝对外的战事越来越频繁，随着疆域的扩展，防线逐渐拉长，这让农民的兵役负担加重，影响了农业的生产，导致士兵的利益遭到侵害；其次，随着唐朝经济的快速发展，官僚地主积累了财富，通过多种手段购买土地，渐渐使得土地由国有转为私有，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严重。

土地兼并问题愈加严重，原本依赖均田制生活的农民纷纷失去土地，陷入贫困，不得不逃亡，导致国家的兵员出现短缺，甚至影响了府兵制的根基。到了唐玄宗登基时，外有频繁的战事，内有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国家的兵力急剧下降，战斗力也大幅削弱。面对这一困境，唐玄宗开始思考对策，最终决定取消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唐玄宗大规模招募了20万中央军，然而，这一举措虽然缓解了中央的兵力不足，却未能解决边疆防御的问题。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唐玄宗将权力下放，设立了十个节度使，赋予他们完全的行政、财政、人口和土地控制权。

通过设立节度使，唐玄宗不仅能够增强边疆的防御力量，还能够缩短调兵的时间，避免了许多人力物力的浪费。这一政策，使得唐朝在边疆的防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并且边境地区的百姓也因此免除了远征的痛苦。然而，这种制度虽然有效地解决了部分军事问题，却也埋下了隐患。

节度使掌握了巨大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节度使的野心逐渐膨胀，甚至开始有了反叛的念头。尤其是在一人同时掌握多个节度使的情况下，权力的集中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危险。唐玄宗虽然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通过调整人选、加强中央军力等方式进行防范，但实际上这些手段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节度使的权力过于庞大，最终成为了唐朝的巨大隐患。

唐玄宗晚期，他因长时间的盛世局面而变得自满，开始沉迷于奢靡的享乐，忽略了政治和军事的管理。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安禄山借机崛起。作为被唐朝征服的异族人，安禄山本来对唐朝怀有敌意，他巧妙地运用阿谀奉承的手段，获得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信任，最终成为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

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带领15万大军起兵反叛，从河北迅速攻向河南。他的反叛虽然看似大胆，但其实深思熟虑。唐朝的中央军虽然人数众多，但长期没有经历过实战，战斗力十分薄弱。加上节度使之间的矛盾与距离问题，能够及时反应的只有少数几镇的兵力。再加上唐朝内部的腐败，很多将士逃亡或离开，导致中央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安禄山依然迅速攻占了华北地区，并向洛阳发起进攻。唐玄宗得到消息时已经为时已晚，他的中央军已经无法迅速集结。于是，他决定从洛阳和长安两地动员军队，最终召集了约6万人，但这些大多是没有实战经验的普通百姓。很快，这支队伍在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指挥下，在洛阳与安禄山的精兵对抗时落败，撤退到潼关。

潼关作为一座坚固的防线，成为了唐朝唯一的防御支点。最初，唐玄宗考虑通过坚守潼关，等待援军到达。然而，由于边令诚这一宦官的干预，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边令诚对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指挥产生了怀疑，并最终导致了高仙芝和封常清的被杀。此时，唐玄宗虽然已开始调整策略，准备调动更多兵力，但局势已经变得十分复杂。

最终，唐玄宗启用了老将哥舒翰，然而，哥舒翰的到来并没有解决唐朝内部的矛盾。节度使们的野心，尤其是哥舒翰与杨国忠之间的权力斗争，逐渐使得唐玄宗对自己手下的将领产生了怀疑。哥舒翰的权力过大，且不满唐玄宗的决策，这导致了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失误。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最终，唐玄宗决定发动总攻。然而，由于对敌情的错误判断和大军的仓促出征，唐军最终陷入了叛军设下的陷阱，哥舒翰带领的20万大军被击败，潼关最终也失守。唐玄宗被迫逃亡，安禄山的势力逐渐扩大，局势的变化让唐朝从盛世转向了危机四伏。

然而，历史并没有如果。唐玄宗在此过程中的每一错决定，都让安史之乱的局势越来越复杂，也最终让唐朝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