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碑立传，字面意思就是将某个人的生平事迹刻在石碑上或写成传记，让后代人能够了解、记住其一生的贡献和遗产。

在古代，给逝者立碑是一个流传已久的习惯，至今已难以考证这一传统究竟起源于何时。然而，这一习俗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得到了广泛推崇。古人尤其重视个人的身后名声，认为人死之后，留下的碑文和墓志铭是对其生前行为与价值的肯定与传承。因此，只要条件允许，亲友或国家便会为逝者立碑，刻上墓志铭，追忆其事。

对于王侯将相而言，更是如此。为了让后代能够了解自己的贡献，他们往往会将自己的生平事迹，特别是所立的功勋与重大过错，详细记载在墓碑上，供后人评价与审视。正因为如此，历代的墓碑和墓志铭不仅仅具有纪念性，还在考古学上有着非常高的研究价值，能够为史书提供有力的佐证，帮助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历史的真相。

2005年，考古学家在西安发现了一座古墓。经过挖掘与研究，墓主人终于揭晓——竟然是唐朝初期的李建成。李建成是唐高祖李渊的长子，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哥哥。

在这座古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墓志碑，但令人意外的是，碑文上只有55个字。尽管字数稀少，但仅仅这短短的墓志铭便能透露出李世民对李建成的真实态度。由此可见，李世民对自己哥哥的评价，并非单纯的礼仪式描述，而是掩藏着更深的情感和历史矛盾。

在隋朝的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由于极度奢侈与暴政，导致百姓疾苦、民生困顿，各地的民众纷纷起来反抗朝廷的压迫。由于战乱四起，民间的起义之风更是愈演愈烈。在这动荡的时局中，李渊也参与了推翻隋朝的战斗，并凭借关陇门阀的支持以及自己雄厚的个人力量，很快脱颖而出，攻占长安并最终建立了唐朝。

李渊有多个子女，其中李建成与李世民最为出色。两人都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因此李渊便封李建成为太子，负责处理长安的政务，而李世民则作为秦王，率领大军征战四方，扫平各路敌军。李世民不仅在战场上屡次获胜，还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赢得了大量支持者和心腹，逐渐取得了极大的声势，逐步掩盖了太子李建成的光芒。

李建成自然感受到威胁，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太子之位感到不安，因此多次排挤李世民，甚至在宫廷中制造各种矛盾。李世民的性格直率且刚烈，面对哥哥的种种压制，他毫不妥协，于是兄弟间的暗中斗争愈发激烈。

在唐高祖武德九年，李世民决定一举解决这一局面。在李建成与李元吉进入皇城时，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了突袭，最终，李建成和他的随行人员全部倒在了李世民的刀下，李建成一脉也因此绝嗣，这一事件后来被史称为“玄武门之变”。

李渊看到局势已然无法挽回，只能将皇位传给李世民，后者因此顺利登基为帝。

古代社会注重伦理和道德，而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竟采取了杀兄逼父的手段，这无疑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和批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一事件难以逃脱外界的指责。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李世民一方面致力于治国理政，将唐朝治理得井井有条；另一方面，他修改史书，对李建成进行贬低，将他描绘成一个不学无术、荒淫无度、嫉贤妒能之人，甚至暗示玄武门之变是自己无奈之下的自卫反击。

然而，事实上李建成在才干与为人方面的确表现出色，并且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历史记载和当时的文人都对李建成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实际上，李世民在剥夺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后，也没有全然没有情感，他心底对哥哥仍有一些感情，只是在权力斗争面前，不得不做出如此决断。

李世民最终稳固了自己的皇位，对于李建成的身后事也十分关注。李建成的谥号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尽管有大臣建议用“戾”来形容李建成，带有明显的贬义，李世民却选择了“隐”字作为谥号。根据《谥法》中的解释，“隐”字意味着“隐匿”，虽然这并非一个美好之词，但它至少比一些恶谥如“灵”、“戾”来得温和。李世民通过这种含糊其辞的方式，避免了对李建成过于恶劣的评价，让他的功过和争议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淡化，慢慢消散在人们的记忆中。

李建成的墓志铭也同样简短，仅有55个字，详细记载了他的名字、生卒年以及葬地。这种简洁的风格，与当时其他王爷墓志的详细记载形成了鲜明对比。墓志中没有任何对李建成生平事迹的评价，也没有提及他的功过，似乎是在故意回避那段历史。这种看似冷漠的纪实，实际上反映了李世民内心的矛盾与复杂。他通过这种不加评论的方式，试图掩饰曾经发生的血腥权力斗争，展现了他作为一个皇帝的宽厚与仁爱。

李世民在晚年时，甚至追封李建成为太子，并安排旁支宗室继承李建成的香火。这个举动，无疑展现了李世民在处理家族问题时的人性一面。他虽为帝王，身心都被权力所包围，但在与哥哥李建成的关系中，仍旧保留了一丝兄弟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