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克近代”：日本的思想幻梦与中国的别样路径

“超克近代”中的“超克”源于日语，对应英语“overcome”，有超越、克服乃至征服之意。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知识精英群体对殖民现代（所谓“近代”）的不满与日俱增，“超克近代”遂成为他们试图挣脱西方束缚、探寻日本主体性的思想口号。

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清晨，日本联合舰队在山本五十六的精心谋划下，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给美军太平洋舰队造成重创，“大东亚战争”就此爆发。此时距离马修·佩里率美国军舰首次“叩开”日本国门，已过去近九十年。

在中国人的历史认知里，珍珠港事件是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节点，却非历史起点。然而，在当时乃至如今不少日本人眼中，它与“满洲事变”（侵占东北）、“支那事变”（全面侵华战争）截然不同，标志着全新时代的开启。如同佩里的黑船来航让日本进入世界史一样，珍珠港事件也被视为日本再度踏入世界史的标志，是日本对“近代”的隆重宣战。

二战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总爆发，其根源在于一战后各种思潮与政治势力在暂时掩盖的危机中持续发酵、相互撕扯。对其分析可从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社会军事等多个角度展开，而思想视角不容忽视，尤其在太平洋战场，思想冲突极为激烈且至今未完全消散。

1942年7月，日美宣战半年多后，日本部分知识精英在《文学界》杂志召集下，于京都一家温泉旅馆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近代的超克”讨论会，旨在探究“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与此同时，包括高山岩男在内的“京都学派”四位哲学家、历史学家召开了“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座谈会。

这两个会议对战争立场相近。站在当下回看，学者们的发言无疑是在美化侵略。但在当时，真正让他们兴奋的并非战争本身，而是以对美开战为契机，彻底梳理日本近百年的历史定位。在他们看来，开战不只是物质或权力的争夺，更是日本对欧美主导的殖民现代体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观做个彻底了断。用高山岩男的话说，这体现了“非欧洲世界将要独立于欧洲世界的趋势或者事实”，“满洲事变、退出国联、支那事变”等一系列事件，贯穿了日本对“立足于欧洲近代原理的世界秩序的抗议”。也就是说，对这些知识人而言，这场战争的抵抗性大于侵略性。

日本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后，经历了经济腾飞，也遭遇了深重社会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思想界、舆论界就兴起了对欧美殖民现代性的质疑与批判。亚细亚主义主张摆脱西方殖民桎梏，建立独立自主的亚洲共同体。这一逻辑与“兴亚”论结合，逐渐演变成日本对自身殖民亚洲的理论解释。最早实践亚细亚主义的政治家如创立东亚同文会的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其子近卫文麿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数度出任首相，与东条英机创立了大政翼赞会。正是在近卫文麿任内，日本明确提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纲领和政策，使亚细亚主义思想与军国主义实践深度融合。

乍一看，日本的大东亚论述以反现代姿态出现，但其根深蒂固的逻辑仍是殖民现代性使然。所谓“兴亚”，实则是“脱亚”的另一面。它一方面反对欧美以种族主义、文明开化论为主基调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却标榜日本（或东亚）的种族优越、文明独特来对抗；一方面强调抵制欧美帝国资本与殖民势力扩张，另一方面却以“共荣”之名，在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大肆扩张帝国、殖民和资本。也就是说，日本用与“近代”完全一致的逻辑，妄图完成“超克近代”的宏业。

日本知识分子中，不乏对中国、对东亚怀有深挚情感者，他们并非没意识到其中的矛盾。著名鲁迅研究者竹内好就曾表达困惑：“我们热爱支那，热爱支那的感情又支撑着我们自身生命。支那成长，我们才能成长，这种成长方式曾是我们确信不疑的。直至支那事变爆发，这确信土崩瓦解。”“我们一直怀疑，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下欺凌弱小？”

以反殖为幌子行殖民侵略之实，以反帝为借口搞帝国主义，这种理念与行为的分裂，只有在不断扩大的战争中才能暂时调和。所以，对美宣战成了弥合这种分裂的救命稻草。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形容：“支那事变”对这些知识人而言，曾如黑夜中沉重难解的晦暗；而“大东亚战争”则似一道明亮的光，迅速消除了他们心中的晦暗。

对美宣战瞬间，日本知识精英被悲壮的抵抗意识感召。珍珠港事件一个月后，竹内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这与其说是拥抱军国主义，不如说是对美宣战让他对侵华战争性质改变深信不疑，因而如释重负、“感动得发抖”。在他和同仁看来，“大东亚战争成功完成了支那事变，使其在世界史中获得生命”，“超克近代”将西方而非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作为敌人，一切行为似乎都有了积极意义。

但这不过是一种绝望的浪漫主义，书生气的一厢情愿。日本当时站在殖民现代性巅峰，收获巨大工业和经济成就，也深刻意识到这种现代性给世界带来的危机。知识人的问题意识没错，但药方却大错特错。

问题的症结在于：用“大东亚”超克“近代”，这个“东亚”是以“非西方”的种族、文明界限划定的，而划界方法正是殖民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要素。它规避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殖民主义的跨地域性，将自身现代困惑归结为东方与西方的种族、政治和文化对立。诚如竹内好所说，“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但殖民现代性并非某个特定文明独有，欧洲和亚洲也从未隔绝。这种东西二元对立抹杀了被日本压迫的中国、朝鲜等国的诉求，无视日本是亚洲最残酷殖民者的事实。

战时日本思想者“守望着彩虹般的彼岸光芒”，可那精神彼岸是虚幻的。日本走向全面战争，塑造“西方/近代”敌人以彰显自身主体独立。但所有二元对立相互映射、相互依存。若日本/亚洲是“西方/近代”的反题，那日本/亚洲就无法脱离“西方/近代”存在。18、19世纪欧美殖民者塑造想象“东方”凸显自身优越性，20世纪日本为精神独立又塑造与东洋对立的“西方”。向“西方/近代”宣战时，日本不可避免地否定了自身超越东西对立的历史经验。就像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精英试图借用古学、国学完成“去中国的中国化”一样，20世纪上半叶日本经历着“去西方的西方化”。

以殖民“抵抗”殖民主义，以区域帝国主义回应全球帝国主义，在理论和行动上都不可行。日本最终战败，既未在思想上，也未在实践上完成“近代的超克”，反而如美国思想史家哈里·哈汝图念所言，“被近代超克”了。不仅如此，“大东亚”一词还成为负面资产，成了未完成帝国幻梦的符号。

然而，日本的侵略战争却意外促使中国浴火重生。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也是契机，刺激了全民政治动员。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对国族构建方向存在两种对立意见：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应加快现代国族建设，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翦伯赞、费孝通等通过战时西南民族调查，主张认清中国族群多样性，正视中国概念的多元性，从政治平等入手实现团结。两种思路在当时都有迫切性和合理性，前一种得到蒋介石支持认可，后一种在中国共产党民族论述中找到同盟。

在社会革命背景下，种族/民族未成为中国政治唯一单元。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路径上展开，强调反帝反殖阵营中的人民联合。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目标也非强化族群界限，而是以赋予各族平等政治权利为手段，最终消弭差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抗战以来的国族建构虽在一定程度上以日本为“他者”，但与日本以“西方”为镜像的逻辑不同，其内含的革命性超越了狭隘民族/种族主义。这一历史经验，为思索超克殖民现代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