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参随作为一种公务随从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南宋时期。“参随”一词原本指的是“参与”与“随从”，但到了元末明初，在战乱的推动下，这一词汇逐渐专指军事领域的随从人员。随着时间推移，参随的含义逐渐扩展，成为了军务随从的专门称谓。作为军事体制的产物，参随的两个最基本特点便是其强烈的军事性和临时性。

在永乐至正德年间，参随制度逐渐与钦差制度结合，开始呈现出冗滥的局面。这一时期，参随的上官职位、选拔方式、来源渠道等多方面开始多样化，导致了其人数的急剧增加，组织规模膨胀的速度也相当惊人。然而，参随的种种弊端也日益暴露，明朝政府不得不出台一系列政策，来对其员额、选拔程序以及待遇等进行有效管理。

进入嘉靖前期，明朝政府推行新政，重拳出击，整顿了参随制度。许多不必要的上官职位和冗余的名目被撤销，参随的管理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动。然而到了万历中后期，随着矿税的兴起和宦官权力的膨胀，参随再度与钦差内官紧密结合，形成新的冗滥局面。虽然矿税活动最终结束，参随的势力却也随之衰落。

天启年间，宦官的权力再次上升，参随随之复活，成为一种活跃的社会现象。而在崇祯时期，阉党倒台后，参随的活跃度迅速下降，最后只剩下零星的存在，直到明朝灭亡。无论如何，明代的参随活动可以说对国家的军事、经济及政治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正面来看，参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尤其在永乐至崇祯时期，起到了积极作用。参随作为军官的得力助手，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军事征伐与国家事务的处理。特别是对地方局势的稳定，参随无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参随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尤其是在明中期以后，问题日益严重，负面影响逐渐加剧。

在军事领域，参随的泛滥导致许多本应经过严苛选拔的军官职位被冒领，武官人数大增，严重破坏了军事选拔的公平性，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屡屡失败。而在经济方面，参随的不断增加不仅消耗了国家财政，还带来了大量的不正当收入，官员与百姓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甚至直接激化了国家与外敌的冲突。政治上，参随常常肆意违反法律和礼仪制度，凌驾于上官之上，严重侵害了官职权力和社会秩序。

因此，虽然参随曾在军事、行政等方面发挥过一定的辅助作用，但其长期存在的弊端同样深刻，影响深远。明代参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未被彻底裁撤，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自英宗时期以来，内廷官员外出时，参随便成了他们的常见随行人员。这使得裁减参随的问题成为文官、武官与内廷三方之间博弈的焦点，尤其是在宦官的支持下，参随往往得到了皇权的保护。

其二，明代的钦差制度尚不完善，各地的钦差在执行公务时，往往需要依赖大量的参随。对于参随的冗滥，根源也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流动平台和牟利渠道。自成化以后，官员们互相勾结、权贵子弟纷纷利用参随这一制度升职，争取军功，进一步加剧了参随的膨胀。

此外，明中期以来，官员的数量迅速增加，城乡人口发生剧烈流动，导致了更多的闲散人员和底层民众加入到参随行列。于是，参随不再是单纯的公务随从，逐渐演变为一种谋取财富和地位的途径。明代参随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元末明初、永乐至正德、嘉靖至崇祯这三个阶段中，展现了它逐渐由权贵子弟主导，转变为底层民众涌入的现象。

万历中期以后，参随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加入其中，谋取财富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这一变化不仅揭示了明代中期社会上逐利风气的盛行，也反映了社会的深层次不平等与矛盾。

参随的演变与明代钦差制度的结合是密切相关的。虽然在洪武时期，钦差的职能尚不正式，但随着国事日益繁重，钦差的地位逐渐上升，并且有了更多的随从人员。进入永乐时期，钦差的权力逐渐扩展，由于缺乏专门的佐助人员，明朝政府允许镇守官、钦差内外官等人员带领参随参与公务。到了正德年间，参随成为了钦差制度的常态。

随着嘉靖前期新政的推行，参随制度开始受到整顿，军队不得再奏带参随。然而，到了万历中期，钦差内官与参随的结合再次加深，导致参随成为其公务随从的代名词。实际上，参随与钦差的结合，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和历史影响，显然远超元代时期。

到了清代，继承明代经验，清朝对钦差随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规范，如限制随员的出身和人数等，尤其在防止宦官权力过度扩张上采取了措施。尽管如此，嘉庆之后，由于监管松懈，钦差随员的滥用问题依然严重，部分历史问题再次重演。

总的来说，明代的参随制度以及与钦差制度的结合，反映了封建体制下，权力与财富的集中化以及社会底层与上层的深刻矛盾。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明代，也影响了后来的清朝。今天，我们应当从这些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警惕类似问题的再次出现，防止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