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灭北汉，基本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这一历史性事件标志着北宋朝廷将自己的统治版图推向了巅峰，充满了雄心壮志，仿佛一切都在朝着宏伟的目标前进。然而，随着高粱河战役与岐沟关战役的失利，原本满怀信心的北宋君臣，却不得不面对无法实现的战略梦想，战略目标也因此发生了转变。

“澶渊之盟”的签订，标志着宋辽关系的转折。原本北宋朝廷心中的“中国”梦想，随着澶渊之盟的签署，变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宋人的世界观，更深刻地冲击了他们对“华夷”关系的传统认知。在这段时间里，宋朝的统治阶层，面对辽朝所展现出的强大“中国”意识和正统思想，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

辽朝的“中国”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北宋的文化自卑心理。辽朝自诩为正统文化的代表，令宋朝君臣内心充满了自尊与自大并存的复杂情感，既有对南北并立局势的无奈，又有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自信。这种心理矛盾，正如钱钟书所言：“北宋对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面对辽朝强大的威慑力，宋人苦苦寻找着一种平衡，在“天下”与“中国”之间挣扎，试图以道德、文化、礼仪等无形的力量，替代失去的武力，从而重新定义“华夷之辨”。

北宋使臣的作品，深刻反映了这种大国情怀的复杂心态。如《乘轺录》《虏中风俗》《熙宁使虏图抄》等记载中，常出现将辽朝称为“虏”，其统治者被称为“虏相”“虏主”等贬低性称呼。这种自诩“正统”的心态，通过文人创作的使辽诗和使辽语录，愈加显露无遗。诗中往往表现出外出使辽的困苦，诗人们借此在文学中进行自我安慰，用一种似乎高高在上的“大国”情怀，去化解内心的屈辱与不甘。即便如此，内心的痛苦与自卑感依然深藏。

这些使辽诗中的“大国情怀”，是通过两种方式表现的：一方面是通过“贬低”辽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装得气量很大”来提升自身的尊严。在这些诗作中，宋使以“汉家恩信”“圣朝远略”等表达宋朝的仁德与博大，意图通过文化的力量弥补其军事上的劣势。苏颂、彭汝砺等北宋使者，便是这种“文化至上”观念的典型代表。他们强调宋朝不以武力征服辽朝，而是通过道德、文化、礼仪等手段，让辽朝臣服。

然而，这种大国情怀，背后隐藏的是深刻的无力感与政治焦虑。北宋的统治阶层不得不通过对辽朝的“恩赐”进行粉饰，试图弥补失去燕云十六州后的心灵创伤。尽管如此，这种自我安慰的“大国情怀”反映了宋朝君臣对失去强权地位的强烈焦虑，也体现了他们对南北并立局面的认同与无奈。

辽朝的“中国”意识逐渐成型，成为宋辽关系中的关键因素。随着辽朝逐步吸收儒学文化，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与宋朝的互动，辽朝逐渐生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意识。这一意识的觉醒，推动了辽朝在国内外政策上的调整。辽朝不仅将自己视为“中国”的一部分，更通过“尊孔崇儒”政策，加强了“辽宋同为中国”的认知。

辽朝的“中国”意识，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在处理多民族关系、安置农民移民、推动儒化教育等一系列政策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这种复杂的文化交融与政治实践中，辽朝逐步确立了“北极之下为中国”的大国观念，特别是在“澶渊之盟”后，辽朝与宋朝的外交往来频繁，双方开始在“南朝”“北朝”的对等称谓中，逐步体现出一种平等地位的认同。

通过宋辽两国的互动，可以看出“大国”思想与“中国”意识的相互作用。辽朝通过增强对“中国”概念的认同，不仅加强了对内部汉人群体的归属感，也增强了自己在东亚格局中的地位。而宋朝使者在辽朝的影响下，通过自我膨胀的“大国情怀”，试图在文化与道德领域弥补军事上的弱势。

总结来说，辽朝的“中国”意识与北宋的“大国情怀”是相互激发、相互交织的。这一过程中，宋辽两国在文化、政治、身份认同上的博弈，最终促成了“大中国”观念的形成。辽朝的文化与政治实践不仅影响了周边民族的认同感，也为后来的金、元、清等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