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在反复循环，许多励精图治、从社会底层努力奋斗而上位的人，往往在攀登到巅峰后会逐渐松懈，甚至变得懒散，最终也沦为被推翻的对象，而被新一代同样充满斗志的后来者所取代。当然，这种历史规律并非铁板钉钉，如果每一个朝代都严格按照这一模式发展，历史也不会显得如此丰富多彩，充满波澜。

“破坏”这一规律的，往往并不是当事人自身，而是在相同选择面前，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采取了不同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是人性的偏差在起作用。比如说，刘邦和项羽这两位历史人物，在面对失败时的表现截然不同。刘邦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和“无耻”的坚持，屡败屡战，最终赢得天下；而项羽则心性较弱，最终选择在乌江自刎。司马家族的结局也是如此，晋国灭亡后，司马族人被全国追杀殆尽，这并非因为他们得罪了谁，而是他们低估了人性的复杂和残酷。

虽然《三国演义》里描绘蜀、吴与曹魏三方势均力敌，互有攻守，但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曹操拥有极为明显的优势。如果曹操寿命更长，三国终被统一是必然之事。曹操去世后，曹丕虽然能力有限，却依旧有效维护了曹魏的统治地位。然而，曹氏王朝始终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威胁，那就是司马懿。司马懿从争宠到对抗蜀军，司马家族为魏国立下赫赫战功，权力也逐渐向司马氏倾斜。

在司马昭时期，曹魏江山几乎要落入司马家之手，正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形容，司马昭的野心显而易见。幸运的是，司马昭寿命不长，继承篡权重任的是他的儿子司马炎。公元266年，司马炎篡夺皇位，建立晋朝，为区别后来的东晋，史称西晋。这一时期，是世家大族鼎盛的时代，也是司马家族历史上的辉煌时刻。司马这个姓氏本是官职名，与司徒、司空等一样，代表重要部门的主管。司马炎建国后，将家族成员封为各地诸侯王。

尽管夺取了曹家的江山，司马氏对曹氏表现出极大宽容。他们没有对曹家进行清算，反而礼遇曹氏子孙，许多重要职位依旧由曹氏后代担任。有趣的是，曹家对于失去江山似乎也并未表现出强烈反抗或复仇情绪，就这样，司马氏与曹氏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但谁也没想到，最终威胁皇权的并非曹氏的反扑，而是司马氏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其他贵族的挑唆，使得刚刚建立的西晋陷入了连年内乱。

公元291年，西晋建立仅十年，司马家内部爆发了著名的“八王之乱”。为巩固家族权力，晋朝将大量王族封为藩王，他们不仅拥有自主税收权，还掌控养兵权力。随着实力增强，这些藩王的野心逐渐膨胀，开始干预朝政，甚至有人妄图篡夺皇位。一般来说，这种逆天改命的行为难以成功，但此时晋朝迎来了史上少有的昏庸君主——晋惠帝司马衷。此君资历深厚却愚昧无能，皇后贾氏因此得以掌控朝政。

由于皇帝无能，各方势力视其为傀儡，竞相争权。首先是皇后贾氏趁机发力，她建议丈夫剿除太后杨氏家族，联合藩王清除朝中异己。经过一轮血腥清洗，数位大臣被杀，反对派藩王亦遭屠戮，贾氏家族迅速壮大，亲信遍布朝中重权岗位。

为了长久掌控朝政，贾氏对非亲生太子怀有猜忌，遂伪造太子奏折，诬陷其欲加快皇位继承。司马衷怒不可遏，决定废太子并囚禁。此计被赵王司马伦看破，司马伦表面劝贾氏除太子，暗中策划推翻皇后，为太子复仇。太子意外身亡后，司马伦伪造证据陷害贾氏，废黜后将其软禁并最终毒杀。几年后，司马伦又软禁皇帝，自立为帝。

司马伦虽属司马家族，却公然破坏了家族规矩，掀开了潘多拉盒子。篡夺皇位后，自然引来更多内部争斗。自此直到公元307年，西晋朝廷陷入连年内战，数十位司马家族成员轮番争权。

“八王之乱”极大耗损了西晋国力，导致军队战斗力锐减，人口骤减。朝廷为了补充人口，不得不大量引入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严重的社会动荡——“五胡乱华”由此爆发。匈奴等民族推翻西晋统治后，司马睿在琅琊王氏支持下逃往建康，建立东晋政权。

琅琊王氏将司马睿从亡国宗室扶持成君主，但他们并无夺权野心，这让司马睿心生感激，称“王与司马共天下”。这种君子作风虽令人敬佩，却给司马家族带来了不良影响——夺权纷争多来自自家人，而外人反而成了帮手。东晋末年，权臣刘裕掌权后废除皇帝，自立为宋王，并大规模屠杀司马族人，迫使幸存者改姓以避祸。

令人遗憾的是，司马懿一生多疑防人，却未能将这种警惕传给后代，反倒忘记了“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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