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那些注定要灭亡的反动势力，往往会在临终时拼尽全力对抗革命的力量。然而，历史并不为任何人所停留，任何想要阻挡历史前进的人，最终都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这段话发表于1974年《人民日报》上，讲述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文章的意思其实很明确，就是借荆轲的故事来表达，像他这样的“壮士”不过是试图以一己之力与强大的历史车轮对抗，最终注定失败。那段极具悲壮色彩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成为了无力反抗的奴隶主阶级的哀叹。

当时，我正身处秦岭深山，作为一名知青，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所以突然想起荆轲的故事，是因为昨晚无意中看到了一档名为《风云战国》的节目，里面有关于荆轲的故事，因此也激起了我想谈谈这个话题的冲动。尽管这个话题已经千篇一律，仿佛夕阳余晖照在千年铜鼎上，显得有些陈旧，但依然让我不禁想要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录了五位著名的刺客，其中包括专诸刺吴王僚，曹沫挟齐桓公复国，豫让刺赵襄子，聂政为恩报仇刺韩相侠累，以及最为人熟知的荆轲刺秦王嬴政。荆轲无疑是最有名的一位，虽然他也是唯一一个失败的刺客。荆轲的名声并非因为他多么优秀，而是因为他刺杀的对象足够显赫——秦王嬴政，再加上太子丹的强迫和易水边送别的悲壮情景，成就了他“最牛刺客”的称号。

然而，我认为，用“刺客”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并不完全准确。或许更恰当的说法是“死士”，因为这些人并不是为金钱而刺杀的人，他们并非职业杀手，而是因为某种情感、信念或是为了报恩、报国之心才赴死的壮士。如果非要给这些人一个定义，“刺客”这个词就显得过于狭隘。刺客，通常是为了金钱、权力而为他人杀人，就像今天的雇佣兵一样，他们与正义无关，随时会为任何支付得起的人出手。而这些历史上的“刺客”，显然更像是为了理想、情义、或者“正义”而为国捐躯的壮士。

我认为，荆轲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具有政治才能但未被重用的人。司马迁曾提到，荆轲擅长“术”，曾试图劝说卫元君采取变法，但卫元君并未采纳他的建议。这种“术”显然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智慧，或许就像商鞅、李悝等人的变法之术一样，但由于未被重用，荆轲的才华只能埋没。

至于他的剑术，尽管荆轲名声在外，但他在剑术方面的造诣并不如传说中那般高深。史书记载，他曾与真正的剑客交手，但均处于下风。刺秦失败后，剑客鲁勾践评论他失败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不精于刺剑之术”。这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解释了荆轲为何没有成功。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风云战国》在剧中做了些许改编，设定太子丹在易水送别时，特地给了荆轲一瓶毒药，让他涂在剑上以增强刺杀的效果。然而，当悲歌响起，荆轲离别时，他却把毒药倒掉，这一行为表明他并不想真正杀死秦王，而是另有所图。

荆轲的真正目的，并非单纯的刺杀秦王，而是想通过刺杀制造“变数”，让秦国动荡，给燕国一线生机。即便如此，荆轲清楚地知道，他此行的结局早已注定。他赌上了自己的性命，但与太子丹不同，他并非为了复国而拼命，而是为了报恩。毕竟，他并非燕国人，为何要为燕国献身？太子丹的优厚条件，显然无法打动他。真正让他走上这条不归路的，更多是责任与使命感，而不是诱人的回报。

我一直认为，荆轲在一开始其实是拒绝的，但最终他没能抵挡太子丹的请求，答应了刺秦任务。太子丹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道德绑架——他将自己的责任推给荆轲，逼迫他走上这条不归路。表面上看，太子丹似乎在为荆轲提供种种优厚待遇，但实际上，他却是逼迫荆轲尽快完成任务，根本不给他回头的机会。

荆轲所说的“等一个人”，或许就是他想拖延时间的借口，毕竟他心中明白，等来的也不过是徒劳。荆轲既然已经决定赴死，就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毕竟刺秦的唯一“接近秦王”的机会，只有他一个人能完成。如果荆轲选择退缩，那他也必死无疑。历史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英雄，不管是田光、樊於期，还是秦舞阳，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

荆轲的刺秦失败，很多后人分析了各种原因，但我认为，归根结底，荆轲的失败源于他内心的私心。他并非单纯地为复国而死，而是心怀侥幸，在寻找一线生机。如果他能够像专诸、要离那样，一击致命，也许刺秦成功的历史便会改写。然而，荆轲未能做到，反而因过度计较，导致了命运的失败。历史的定论，也许并非他未能成功，而是他未能完全理解自己所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