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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们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台湾之后，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件呢？

今天我们来回顾那段历史，温习过去，或许能从中获得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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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帝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随即任命陈仪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负责台湾的接收工作和行政衔接，确保台湾顺利回归祖国。

陈仪被委以重任，成为台湾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肩负起艰巨的治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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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事件之一：货币兑换

当时最令老百姓关心的，莫过于家里的钱财安全。台湾光复之后，民众最担心的，是手里的钱会不会被新政府没收。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需要澄清的是，与许多历史爱好者的印象不同，日治时期台湾的流通货币并非单纯使用日元。

你没听错，当时日本虽然统治台湾，但并不将台湾视为日本本土，因此台湾没有流通日元，而是使用一种被称为“台湾银行券”的货币。

这种“台湾银行券”是日治时期台湾老百姓主要使用的法定货币。

虽然也存在“日本辅币”、“辅币券”、“日本银行券”等货币，但它们占比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945年日本投降时，台湾刚光复，大陆已经开始出现通货膨胀。为了稳定台湾百姓的民心，国民政府没有直接将大陆“法币”推行到台湾，而是发行了专门的“台币”，后来被称为“旧台币”。

1946年，国民政府正式要求台湾居民将手中的“台湾银行券”到银行兑换成“台币”，兑换比例实行“一元兑一元”，确保货币兑换的公平性。大部分回收的“台湾银行券”被集中销毁，仅留少量保存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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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事件之二：改名换姓

收复台湾后，另一件大事就是老百姓纷纷改回原来的中文姓名。

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治，许多台湾人都使用了日本名字。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宣布恢复台湾的主权，台湾人民也不再做“日本人”，而是重新做回中国人，因此必须废除日文名字，恢复原有的中文名字，没有中文名字的，要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

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颁布了《台湾省人民回复原有姓名办法要点》，明确规定：“凡台湾人民使用日本式姓名者，须在三个月内向村里办事处申请恢复原名；山地原住民若无原姓名，则可自行按照中国式姓名方式起名。”

这项规定分为两大类：

一是针对汉族居民，要求他们在限定时间内放弃日文名，恢复或取用中文名字，比如“岩里政男”改回了中文名“李登辉”。

二是针对台湾原住民，要求他们废除日本名字，自行选择中文姓名，如原住民领袖渡井三郎（泰雅语名乐信·瓦旦）改名为“林瑞昌”。

当时台湾人民普遍欢迎祖国光复，对于改名这件事，几乎没有反抗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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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事件之三：恢复国语

台湾回归祖国后，第三件大事是废除日语，恢复中文普通话。

既然不做日本人了，自然要恢复讲国语。

但这一过程相当复杂且困难。

因为日治时代长达50年，日语在台湾普及率极高，约达70%，也就是说，几乎每十个台湾人中有七个习惯用日语沟通，剩余三成主要讲闽南语和客家话，懂标准国语的寥寥无几。

日本人长时间严禁中文教育，使得国语师资极度匮乏。

为此，1946年，国民政府在台湾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采取两个措施：一是从大陆调派中文教师到台湾，二是在本地开办国语速成班，紧急培养国语教师。

这些措施对解决短期内国语教学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6年9月，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下令，中学禁止使用日语，全台湾的铁路、公路、公司、站牌及街道名称改用中文并配注音符号。

10月又进一步禁止报刊使用日语。

不仅语言，连日本的服饰、饮食、出版物、建筑和礼节也一律被禁止。

这种严格的日语禁令，在青少年中效果显著，几个月内许多孩子便能流利使用国语。

但也引发部分成年人的不满，毕竟日语说了几十年，突然不能用，生活不便，故有人批评陈仪政策过于急躁，缺少缓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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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事件之四：惩治汉奸的两难处境

台湾光复后，行政长官公署曾决定惩治在日据时期充当日本帮凶的“汉奸”。

1946年1月，颁布了《汉奸总检举规程》，号召民众检举战争期间协助日本人的汉奸。

首批举报案件迅速达300多起。

然而，社会上不少有识之士，包括台湾抗日先驱丘逢甲的儿子丘念台，提出质疑：台湾人在法律上是日本国籍，非中国人，汉奸罪难以成立，追诉法律基础不足，且恐动摇民心，不利于社会稳定。

采纳这些意见后，国民政府暂停了汉奸的追捕，案件不了了之。

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国籍身份成谜：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他们为日本工作是否构成叛国？这些问题充满历史悖论，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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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事件之五：文化隔阂难以弥合

光复之初，台湾人民虽是汉人面孔，但思想已深受日本文化影响。

长期的日本式教育使许多台湾人对祖国的认知模糊，甚至持负面看法，认为中国人愚笨狡诈、肮脏野蛮。

比如台湾人习惯于点头、鞠躬、使用敬语，而1945年后从大陆来的政府军警、商人被称为“外省人”，不讲敬语，行为粗鲁，这让台湾人觉得他们没教养。

此外，虽然日本统治有剥削，但行政和司法相对廉洁，而“外省人”中部分人贪污腐败，作风恶劣，令台湾百姓反感。

利益冲突更激烈：接收敌产的“外省人”担任工厂高管，而技术娴熟的台湾员工被排挤，心里极不平衡。

此外，内战压力下，台湾大量物资被运往大陆，经济恶化，民生困顿，百姓怨声载道。

这种文化和利益的矛盾，国民政府未能有效调和，导致民心逐渐转向敌对，最终引爆了著名的“二二八事件”，这段历史后面我会详细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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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事件之六：陈仪的结局

收复台湾后，另一大事件是陈仪的悲剧结局。

1949年1月，面对国民政府的败局，陈仪萌生叛变念头，计划起义。

他秘密联系了旧部、著名将领汤恩伯，劝其一同背叛国民党，投靠新政权。

汤恩伯对陈仪有恩情，但权衡形势后，决定向蒋介石告密，表示忠诚，并请求对陈仪从轻处罚。

蒋介石表面答应，但暗中下令严密监控陈仪。

1950年6月18日，陈仪在台湾被枪决。

汤恩伯得知此事后，良心备受煎熬，但政治就是如此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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