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兰台。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历史中的“反直觉”现象。

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皇帝竟然继续信任并重用许多少数民族出身的军人，甚至有些皇帝还特别青睐这些少数民族将领，选他们作为自己的贴身卫士。

是不是听起来很出乎意料？

大家别误会，这不是我随便编的历史故事，是真的。

这个有趣现象的发掘者，是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外关系史学会、北京历史学会等多个学术团体的理事，同时也是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长城博物馆学术委员、中国民族博物馆特聘专家，博士生导师李鸿宾教授。

李鸿宾教授在他的学术论文《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中，专门深入分析了为何唐朝皇帝在安史之乱后，依然选择重用这些少数民族出身的侍卫，并且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下面是一些原因。

李鸿宾教授通过考察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三代皇帝特别倚重的侍卫总管——何文哲的墓志铭，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虽然何文哲有一个很普通的汉人名字，但他家族的祖先并非完全汉人，他的“何”姓来源于昭武九姓中的何国，意味着他的曾祖父来自今天的阿富汗地区。

何文哲的家族自唐高宗时期便归附唐朝，从他曾祖父开始，何家世代在唐朝的禁军系统服役，且历代都担任武职。

何文哲本身在唐德宗时期进入了神策军体系，并且到了唐穆宗时期，他已经是神策军的中级将领（相当于师级干部）。到了唐敬宗时期，何文哲参与了平定张韶之乱，并且在唐敬宗去世后，他还协助册立了唐文宗，估计是利用他在神策军中的权力保护唐文宗的安全。

唐文宗还特别表扬了他，称“社稷今存是卿之力”（今天唐朝能够存续，全靠何文哲的功劳）。

那么，为什么唐朝的三代皇帝都如此倚重一个“阿富汗人后裔”呢？

李鸿宾教授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昭武九姓的少数民族归附唐朝后，他们大多被授予了武职，并且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较低，且没有儒学传统，所以他们几代人都集中在军队系统服役，尤其是在唐朝的禁军中。与一般的汉人军士相比，唐朝的皇帝更倾向于重用这些长期服役的少数民族军人。

此外，李教授还提到，这些少数民族军人虽然在唐朝生活了几代，但他们依然受到排斥，几乎没有与汉族士大夫和关陇门阀有任何联系。关陇贵族也不太可能主动和这些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军人联姻。

对于唐朝的皇帝来说，这些少数民族军人没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也没有复杂的权力纠葛，相比汉人军人，他们显得更“干净”，更值得信赖。

更重要的是，相比汉族军士，这些少数民族军人往往对唐朝表现出了更高的忠诚度。

李鸿宾教授还举了几个例子：为唐睿宗剖胸辩冤的安藏金、在与唐玄宗的大部队失散后，主动投身军队并从大头兵做起的左金吾卫大将军石神福；以及全家为唐朝捐躯46人的仆固怀恩，甚至仆固怀恩在面临叛变时，也宁愿被杀也不随同叛变。

这些表现出更高忠诚度的少数民族军人，令唐朝皇帝更加信任他们。

当唐德宗继位后，他立志恢复唐朝在安史之乱前的权威。然而，他很快遭遇了藩镇武人的军事对抗，甚至唐朝一度倚重的朔方军也发生了叛乱。

这让唐德宗迫切希望建立一支完全忠诚于皇帝的新武装力量。

然而，由于藩镇军人屡屡叛乱，唐德宗对以汉人军士为主的藩镇军人已经丧失了信任，于是他决定在新组建的神策军（禁军）中加入大量的少数民族军士。

唐德宗认为，只有让神策军中充满少数民族士兵，才能有效防止神策军像藩镇军那样造反。

为此，唐德宗甚至将滞留在长安的4000名少数民族士兵及其后代，全部编入了神策军。

随着大量“胡人”士兵的加入，何文哲等少数民族将领也因此受到重用，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不仅仅是唐朝的皇帝喜欢用少数民族卫队，西方的帝王也同样倾向于选用少数民族战士作为自己的卫队。

比如，拜占庭帝国的瓦良格卫队，全部由今天北欧地区的士兵组成。相比于希腊人，作为“外人”的瓦良格卫队更能让拜占庭皇帝放心。

唐朝皇帝在安史之乱后，更加信任和依赖少数民族将领，实则出于类似的考虑。

大家对这一现象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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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