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陶铸进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回来时心情异常沉重。面对妻子曾志，他几次欲言又止，却始终未能开口。曾志与陶铸不仅是夫妻，更是革命战友。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便约定好，彼此之间不打听对方的具体工作内容，以免增添无谓的烦恼。陶铸没有说，曾志也没有问。

第二天吃午饭时，夫妻俩依旧保持着沉默。过了很久，陶铸终于主动开口：“曾志，中央准备调我进京工作。”这消息来得突如其来，却又分外重要。曾志关切地问：“干什么职位？”陶铸答道：“中宣部长。”听到这个，曾志眉头紧锁，语气坚定地说：“你不合适，胜任不了。”作为妻子，她最了解陶铸。陶铸也心知肚明，点了点头说：“很多同志都觉得我不适合这个位置。”

曾志劝他果断拒绝：“那你就向中央推辞吧。”但陶铸无奈地摇摇头：“辞是不可能的，我想了很久，也考虑了很多，现在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最终，他只能硬着头皮接受这份任命。事实上，这个职务是邓小平提议的，毛主席亲自批准。回顾解放战争时期，陶铸一直活跃在东北战场，先后担任过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和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是林彪麾下的重要将领。

那么，邓小平为何会推荐一个并不十分熟悉的陶铸呢？这主要是因为陶铸是一位难得的实干家。早年在东北从事地方工作和根据地建设时，他曾累到吐血，但仍日夜操劳，工作强度极大，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和极强的干劲。建国后，陶铸长期主政中南地区，先后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守护着国家的南大门，各项工作井井有条，体现了他卓越的组织与管理能力。

在那个时代，像陶铸这样脚踏实地、能干事的领导尤为稀缺。虽然邓小平与陶铸交往不深，但仍极力推荐他，毛主席也对此表示认可。此前，陶铸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虽然名义上是副总理，但他实际的工作重心仍在中南局，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此次被任命为中宣部长，陶铸不得不调回北京，全心投入中央工作。

几个月后，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陶铸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位列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二位，成为正国级领导人，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同时，他仍身兼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处理繁重事务，经常通宵达旦工作。此时，妻子曾志在广州生病，高烧持续二十多天，甚至突然陷入休克。陶铸无暇亲自照料，只能安排她前来北京。

一家人在北京团聚，但陶铸的心情却异常沉重。每天回家，他总是沉默寡言，脸上写满痛苦。有时会突然爆发脾气：“你们为什么总问我？这又不是我陶铸自己决定的，我也搞不清楚。”曾志则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与毛主席关系密切。有一次，毛主席私下对曾志评价陶铸：“这人做事大刀阔斧，也爱放炮，浑身带刺。”

毛主席对陶铸的评价既中肯又深刻。前半句肯定了他的实干精神和魄力，后半句则指出了性格缺陷——爱出言不逊，容易得罪人。曾志后来平静地对陶铸说：“我们两人的性子都太强烈，生活在一起，总难免为些事争吵。”正因为这种强势的性格，陶铸很快遭到批评。

有一次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单独留下陶铸，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态度亲切，幽默地提醒他说：“你这人啊，说话不太注意，爱放炮。中央工作不同于地方，处处要谦虚谨慎。”接着毛主席问：“我让你去中南地区了解情况，怎么还没下去？”陶铸坦言：“最近事情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想先把工作安排好再去。”

毛主席严肃地说：“赶紧下去，最好多听少说，多走多看，做事谨慎，两个月不够就三个月。”最后他又提到曾志寄给他的两本书，说：“《松树的风格》不错，但也没多大意思。” 1969年，陶铸去世，享年61岁。临终前，他写下了绝命诗《赠曾志》，用以怀念这位亲密战友和伴侣：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