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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心飞扬

编辑 | t

作为战败国和侵略者，无论从现实利益还是道德高度出发，都应对受害国进行应有的赔偿。

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损失。以现今标准衡量，中国完全有理由要求日本赔偿至少1200亿美元。

然而，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早期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曾签署条约放弃赔偿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历经70年，这一问题也逐渐被淡化，官方最终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请求。

明明日本给中国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经济损失，令数以千万计的军民受苦受难，为什么我国却选择放弃赔偿？这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2023年冬天，电视剧《哈尔滨》一经播出，迅速引发广泛关注，甚至吸引了海外观众的目光。纪念日军731部队罪行的纪念馆前，长长的排队队伍令人震惊，重新唤起公众对当年日军残暴行为的记忆与反思。

自1931年9月18日夜晚，柳条湖事件爆炸声响起，到1945年9月9日日本正式投降，日军在中国大陆制造了数百起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死伤人数多达千人以上的惨案屡见不鲜。

中国境内的“万人坑”数量至少有六十多个，虽然名字叫“万人坑”，但实际死难人数多超过一万，最高甚至达到13万人。这还不包括南京大屠杀中惨死的几十万无辜百姓。

十四年的侵略战争中，因日军暴行死亡和受伤的中国人民超过了3500万。须知，当时日本全国人口也仅是中国人口的两倍左右。

经济损失更是惊人，估计高达6000亿美元。且这一数字是按当时购买力计算的，换算成现今价值则更为庞大。

虽然蒋介石打仗能力有限，且曾一度想与日方议和，但他也有务实时刻。比如全面抗战初期，他便意识到战后赔偿问题的重要性，1939年7月便出台了指导调查战争损失的文件。

到1943年底，战争尚处胶着状态，国民政府已经提出了较为完善的赔偿方案，显示出其对战争后果的高度重视。

这件事意义重大：作为受害国，我们理应提出赔偿要求，但赔偿的具体落实并非我们一方说了算。此时提出合理的赔偿方案，展现国家立场，显得尤为关键。

1945年，战争胜利在望，英、美、苏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商讨战后国际秩序，包括对日本等战败国的索赔事宜。

遗憾的是，会议仅确定了索赔的原则，却未给出详细规定，留下了美国日后操纵赔偿金额不断缩水，赔偿形式反复变更的空间。

最初，美国支持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向日本索赔。毕竟，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日本则被视为历史罪恶的承载者。

美国原计划严控日本工业发展，仅允许保留维持生存必需的产业，剥夺其军工和高科技产业，强制拆除设备以实物赔偿的形式返还。

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损失，理应获得高达1200亿美元的赔偿。国民政府对此态度坚决，认为中国应享有优先赔偿权。

1947年，经过两年多的谈判，第一批实物赔偿终于开始交付。作为受害最重的国家，中国获得了三批军工厂设备，估值约2207万美元。

如果赔偿程序得以顺利执行，日本将失去其工业大国地位，退出国际竞争舞台，中国则有望较快恢复经济活力。

然而，现实情况却大相径庭，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47年后，中国再未收到任何赔偿款项或实物。最终，中国放弃了向日本索赔。

显然，中间发生了重大转变，背后主导力量无疑是美国。具体来说，是中国内战的结果影响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布局，改变了其对日赔偿政策。

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仍是美国在亚洲抗衡苏联的盟友，中国大陆是重要前沿基地。

但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新中国成立，美国的战略考量发生变化。

在冷战大背景下，中共意识形态与美国对立，令美国不得不重新寻觅东亚的战略支点。

而这个支点就是日本——地理位置优越、靠近苏联和中国，工业基础雄厚，且被美国牢牢控制。美国在横须贺等地驻军众多，确保日本不会违抗其战略意图。

因此，1948年起，美国开始调整政策，首先取消对日本工业发展的限制，停止拆除工厂。1949年5月，拆赔工作全面终止。

关于赔偿，不仅中国，连东南亚国家也被美国强行要求放弃。对于这些深受战争创伤的小国来说，数十亿美元赔偿意义重大，但在美国眼中不过是小数目。

美国为赢得法国支持，承诺协助其对越南的军事行动。法国曾提出2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但其资质不足，无资格索赔。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局变化令美国加快扶持日本的步伐。1951年9月，美国推动签订《旧金山和约》，表面承认日本的赔偿责任，实则通过文字游戏将赔偿责任大幅削弱。

讽刺的是，52个签约国中，缺席了中国、老挝等主要受害国。

美国曾希望国民政府参与，因蒋介石急切依赖美援反攻大陆，可能完全配合美国意愿。

不过，英苏的强烈反对使得这一计划失败，美国立刻转向推动日本与台湾之间签署双边条约。

1952年2月，蒋介石在台北与日本谈判。清楚索赔无望的蒋介石仅象征性提出劳务赔偿及日方在华财产处理权的要求。

日方则毫不妥协，态度强硬，反复强调“你不够宽宏大量”“你管不了大陆”，直击蒋介石软肋。

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在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签署协议，令赔偿问题彻底被排除在战后和约之外。

总之，虽然被迫，蒋介石还是宣布放弃对日索赔。

大陆方面从未承认蒋介石和日本签署的任何和约，因未参与且反对取消赔偿权利，这种行为违反国际惯例。

蒋介石之后20多年，大陆也表示放弃向日本索赔，但这是基于友好姿态，展示出宽广的胸怀和面向未来的态度，而非为了讨好美国。

五六十年代，中日尚未建交，但官方和民间都在推动关系正常化，面对血海深仇，双方都努力寻求突破。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要往前看”，铭记历史固然重要，但更应关注现实、着眼未来。1958年和1961年，他多次阐述中日关系态度及正常化的前提条件。

恢复邦交，战争赔偿是无法回避的议题。

我们的立场是，首先必须承认中国人民遭受的巨大侵略苦难，有提出索赔的权利；其次，应基于诚意，在此基础上开展友好协商。

经过十多年努力，70年代中日关系实现重大突破。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双方就关系改善展开磋商。中国首次公开表示愿意放弃赔偿要求。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蒋介石曾率先放弃赔偿；二是不希望普通日本百姓因此遭受沉重负担；三是巨额赔偿将阻碍日本经济腾飞。

作为回应，我们展现了友好姿态，日方理应回馈诚意。最起码的要求，是日本必须承认一个中国，断绝与台湾的官方联系。

9月25日，田中抵达中国，欢迎宴会上坦然提及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9月29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中国正式宣布放弃对日本赔偿要求。

作为另一战败国，德国向苏联支付了120亿美元赔偿，日本则因中国人民的宽容及美国干预，赔偿金额极其有限。

除了国家间的赔偿，普通受害者同样有权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请求。

这不仅在国际上已有先例并获得普遍认可，德国向犹太人支付超过600亿赔偿金就是典型案例。就连二战期间旅居美加遭受迫害的日本侨民，也获得官方道歉和赔偿。

日本国内也对部分个人赔偿过，表明这一机制存在并得到执行。

联合国对于战争罪设有专门法律，不应以所谓“20年时效”为由剥夺受害者索赔权利。

因此，进入80年代后，中国人民法律意识逐渐提升，开始涌现大量跨国索赔案例，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慰安妇问题。

但日本政府态度令人痛心，推诿扯皮，百般阻挠，拒绝承担应有责任。更有甚者，部分人至今仍否认侵华事实。

对此，只能说：正视历史，承担责任，才有望真正摆脱历史包袱，否则他们必将被全世界人民唾弃。

参考资料：

[1]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的“赔偿问题”史[J].中国图书评论,2009,(03):34-44.

[2]乔林生.日本战争赔偿与美国的责任[J].日本问题研究,2004,(02):55-59.

[3]王令云,朱红娟.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述略[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1,(01):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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