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清没有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如果袁世凯没有选择自立为帝；

如果马寅初教授那个计划生育的理论没有提出，那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

人们的生活是否会比今天更好呢？

抑或是过得越来越艰难，一年不如一年，像过年一样的年年败退呢？

要理解这些历史变化，我们需要从辩证的角度来看问题，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行分析。

在做出辩证思考之前，首先需要了解马寅初当年提出的“人口论”，弄清楚其中的核心思想。

马寅初，原为会稽马氏后裔，而马家本来是当地的书香门第。

清朝入关后，马家的祖先选择隐居乡里，三代人都不允许从政。

后来，马家通过酿酒业逐渐发家致富。到马寅初这一代时，家族依旧显赫，族中的长辈们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从小对他的教育也非常严格。

年轻时，他曾赴美留学，学成归国后，便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

他著书立说，尽职尽责，讲学不厌其烦。

马寅初亲身感受过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与繁荣，对当时中国的贫困与落后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忧虑。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了建国后的首次全国人口普查。

根据普查数据，当时中国总人口约为6亿，年均增长1200到1300万人，年增长率接近20%。

这个数字引起了当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关注和质疑。

他注意到，单单上海的净增长人口就达到39%。

即使考虑到上海的高人口密度因素，推算后的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应该高于20%。

通过近三年的走访和调查，马寅初得出结论，全国人口的年增长率实际上已经超过了22%，一些地方甚至达到了30%以上。

如此庞大的增长速度，让马寅初心生忧虑。

作为一位曾在美国留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者，马寅初深知，人口既是国家的红利，但同样也可能带来威胁。

我们如果把视角从国家放到一个家庭的层面，也许能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假设有一对父母，他们有一个孩子，这就是最普遍的三口之家。

即便这个孩子18岁成家立业，父母养育这个孩子所付出的金钱、精力和时间，几乎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按照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意味着每一百个家庭中，就有20个家庭会迎来新成员，而且随着人口基数不断扩大，这一增长率还会进一步加速。

大家都知道，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消耗一定量的粮食，如果从生物需求角度看，仅仅是吃饭这件事，已经是巨大的挑战。

按照平均每人一天消耗2斤粮食来算，6亿人一年就要消耗1200万吨粮食。

这还只是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上讲，如果粮食供应不足，其他的社会需求就几乎无从谈起了。

然而，作为新中国，政府的目标不仅是让人民吃饱饭，还要实现人人平等，人人有能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还要培养出能够治理国家的智慧人才。

但当时的现实是，教育水平低，很多地方的文盲率还非常高。

马寅初深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决定向政府上报自己的担忧。

马寅初的这一建议很快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

周总理在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支持并肯定了马寅初提议的计划生育思想。

这一支持大大鼓舞了马寅初的信心，他在随后的多个场合中，反复阐述自己对计划生育的看法。

当时中国的资源非常紧张，人口的高速增长让许多人感到担忧。

马寅初甚至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照这样下去，5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6亿，相当于全球人口总和。”

可以说，马寅初的计划生育理论对于中国的影响，既有正面也有负面。

在当时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无疑给中国这列高速前进的马车加上了刹车，放慢了发展速度，但也保证了这列马车的稳定性。

对于决策层来说，当时唯一的考虑便是“有多少粮，就养多少人”。

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仅适用于战争时期。

如果当时中国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人口可能会像马寅初所担心的那样激增，达到30亿甚至40亿。

到那个时候，竞争压力可能会变得极其严峻。

普通文员职位可能会有上百人竞争，薪水却只有2000元起。

物价会飞涨，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攀升，原本一顿10元的饭，可能会涨到20元，甚至更多。

如果资源严重短缺，人们的生存压力会剧增，像中东一些地区一样，社会可能陷入永无止境的战争与冲突。

不过，历史的发展是波动的，每一刻都有新的变化。

不管是几十年前的政策，还是刚刚做出的决策，未来都可能发生改变。

“治大国如烹小鲜”，国家的治理需要因时而变。

如今，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后遗症之一。

家庭中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社会的活力和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造成了结构性的问题。

但历史的轮回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志在腾飞的国家来说，一时的困难并不可怕。

眼光应该放在百年之后，甚至千年之后。

正如古人所说：“夏虫不可语冰，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当时宜实施计划生育，就果断实行；当时宜鼓励生育时，也应适时调整政策。

强国之道，往往蕴藏在这些灵活应变的政策调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