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及其家族的血统问题在网络上曾成为一个热议话题。关于这一点，李世民曾明确表示，谁敢在他面前说他有胡人血统，谁就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连观世音菩萨都无力阻止。这个说法中，观世音的名字也因此与他产生了联系，甚至被改名了。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即便李世民的鲜卑血统相对较少，他坚决不承认有胡人祖先，甚至在南北朝时期，一些有着胡人血统的君主也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标榜为“汉人”。

以李世民的远亲宇文邕为例，他也曾公开宣称自己并非五胡的后代。宇文邕直言不讳地表示：“朕非五胡”，并威胁道，若有人敢说他是胡人或夷狄，他一定会让对方满门抄斩。即使从当今的户籍制度角度来看，宇文邕的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依据的。毕竟，他的祖父和父亲均娶了乐浪汉人王氏的女子，因此宇文邕完全可以在户籍簿上登记为汉人。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渊的家族。刘渊虽然出身于匈奴单于之家，但他的家族却被后代的汉人学者认定为汉人。刘渊起兵之初，曾公开抨击并羞辱自己的匈奴祖先，甚至直言：“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效仿汉高祖，像呼韩邪那样的行为完全不配成为男子汉的榜样。”他通过这种方式将呼韩邪抛到了耻辱柱上。刘渊、刘聪与刘矅这三兄弟的汉化程度非常高，不仅在文化上堪称极为出色，且喜欢食用鱼虾，完全不像典型的草原君主，反而更像是高门望族的子弟。在洛阳的社交圈内，他们自诩为并州高门，以老刘家的血统为荣。如果有人提起他们的匈奴血脉，那简直是对他们的侮辱。在当时的太原王家王浑和宰相张华等人，都赞同他们的这种说法。

刘渊建立政权后，他便将刘邦（高祖）、刘秀（世祖）和刘备（昭烈）作为自己的祖先，甚至将刘禅追尊为孝怀皇帝，彻底断绝了匈奴祖先的血脉。刘渊的政权也对汉人贵族格外青睐，政权中的官员分布非常均匀：除了30名宗室成员，匈奴本族官员有40人，羌氐人士18人，剩余的131人则全是汉人。由于这种政策，刘渊的声望一直非常高，甚至在明代时期，某些书生在创作《续三国演义》时，将刘渊写成了刘备的孙子，刘曜也被编成了刘禅的亲孙子，仿佛在户籍簿上，他们的身份就是地道的汉人。

姚家的对手苻氏家族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所表现。苻氏家族最初自称为戎狄（苻洪曾对苻坚说过“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但随着苻坚上台后，他坚决以中国人的身份自居，甚至视自己的氐人同乡为“杂种”。苻坚治军严格，虽然对汉人军队要求严格，反而对西北的氐人采取了大规模的屠杀。他认为，只有跟随自己家族的氐人才是真正的同胞，而那些未开化的氐人不过是可以被征服的对象。苻坚虽然出身于氐人，但他始终将自己视为中华的代表，曾公开表示：“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他所说的“混六合”表明，他把自己当作华夏的天子，而对夷狄视若无物。

在中国与戎狄、胡人的长期对抗中，血统往往并非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华夏文化中曾有“夷狄人面兽心”的说法，但更为重要的是“教化”二字。只要一个人能够学习和践行华夏文化，遵循华夏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观念，那么血统就不再是融入华夏的障碍。

早在唐代，就有“华心说”的提出：“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这意味着，只要一个人有华夏的心性，虽然他外表可能与夷狄相似，但心中早已与华夏文化契合。在唐末五代，李克用这种符合汉人三观的行为被视为华夏代表，而朱温尽管手握权力，但其两面三刀的行事风格始终不被华夏士人所接受。因此，尽管这些胡人君主血统上有着胡人的渊源，但只要他们心系华夏、愿意融入汉族文化，我们也会接纳他们，根本不需要陷入传统的血统观念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