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制诏——明清黄绫

的政治文明缩影

圣旨的前世今生

云居寺里珍藏着一件特殊的文物——大清嘉庆皇帝的黄绫圣旨。这道满汉双文的丝织品，长逾两米，宽三十厘米，质地细密，色泽沉稳，字体圆润流畅，展现了清朝皇家工艺的精湛与威严。黄绫圣旨不仅是皇帝权力的象征，更是历史与文化的载体。

起源脉络

从夏商周雏形到秦汉制度化

圣旨起源于夏商周三代，当时天子通过文书传达意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王朝，规范了帝王文书，形成“制”和“诏”两种基本形态，并首次将“君权神授”理念注入文书，确立了圣旨的皇权象征地位。

汉代继承并完善了秦代的文书制度，帝王文书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类，其中“制书”和“诏书”延续秦代传统。圣旨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工具，其权威性通过竹简、丝绸等载体得到强化。

格式演变

各朝代圣旨的开头语密码

圣旨开头语反映王朝政治理念。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帝王常用“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开头，以天命观凝聚人心，反映皇权脆弱。唐代圣旨开头体现制度特色，实行三省六部制，需经门下省审核颁行，故以“门下”开头，体现决策程序规范化。宋代继承唐制，细节处彰显帝王个性，即位诏书沿用“门下”开头，日常文书中皇帝使用“朕绍膺骏命”“朕膺昊天之眷命”等表述，将个人权威与天命挂钩，既保留唐代制度遗产，又注入宋代帝王对集权的追求。

明清定制

“奉天承运” 的政治符号建构

我们耳熟能详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体现了明代皇权集中。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通过命名和符号强化君权神授理念。明初圣旨未直接采用此开头，而是沿用旧式开头。直到朱元璋统治后期，随着皇权专制的强化，“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才成为标准。正确的断句应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反映了朱元璋的政治意图。

清代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融入民族特色。云居寺所藏嘉庆圣旨即为典型案例：黄绫材质彰显皇家尊贵，满汉两种文字并行（汉文自右向左、满文自左向右书写，中间部分则合璧书写日期和印章），体现了清朝 “满汉一体” 的统治策略。圣旨内容表彰山西官员赵峄父子“清正廉洁”、其妻李氏“贤良淑德”，并封李氏为八品孺人，展现了清代通过旌表制度维系官僚体系忠诚的政治智慧。此处用“制曰”而非“诏曰”，尤需注意：据《清会典》记载，“诏”用于全国性重大事件（如登基、战争），“制”则用于对官员的一般性表彰，二者适用范围的差异，正是清代文书制度精细化的体现。

从秦汉 “制诏” 到明清黄绫，圣旨随载体从竹简演至丝帛，贯穿王朝文书制度脉络。云居寺珍藏的嘉庆圣旨以满汉双文、“制曰”形制，既呈清代“满汉一体”治理形式，亦展“诏”“制”适用差异。这道长逾两米的黄绫，如实记录着古代帝王文书的规范与政治实践。

信息来源：云居寺文物管理处

编辑：王小原 温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