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宗仁就对战后中国局势的走向做出了深刻预测。他认为，不论抗战胜利后中国选择何种发展方向，双方的冲突将无法通过谈判解决，而只能通过战场上的决战来决定最终的胜负。这一判断在当时显得格外冷静而且前瞻。

因此，在1944年，李宗仁虽然在汉中行营主任的位置上已经陷入了冷板凳的境地，依然向蒋中正提出了几个重要建议。李宗仁认为，当务之急是思考战后局势的接收安排，而非单纯地等待胜利。他的建议可大致归纳为三条：

首先，他提出抗战的胜利已经是定局，接下来的重点应当是为战后局势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接收问题。

其次，李宗仁建议应当提前准备，与苏联争夺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同时切断延安与苏联的陆地联系。

最后，对于日本投降后军队的接收，他提议可以采取“后浪推前浪”的方式，这样做不仅能确保效率，还能避免不必要的拖延。

其中，李宗仁的第一条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蒋系部队在抗战后期的“坐等胜利”心态，但其他两条则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战后局势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在如何迅速接管北方和东北区域上展现了他深思熟虑的战略眼光。不得不说，李宗仁无疑是个极为老练的政治军事人物。

那么，什么是“后浪推前浪”的接收方法呢？这个策略究竟为何如此高明？

“后浪推前浪”的接收方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李宗仁建议，在日本投降后，应当立即指示日军和伪军就地待命，负责当地的治安和交通。这意味着，日军不再是战斗力，而是必须服从中国的指挥，协助当地的秩序恢复。

第二，一旦日军有投降迹象时，蒋军应该迅速将驻扎在南方的部队北调。具体而言，河南、安徽和苏北的部队将向山东、河北推进；而驻扎在山西、宁夏和绥远的部队则向察哈尔一带进军。部队调动后，留下的空缺由后方的部队补充。

李宗仁认为，这一策略如果实施，最多不到一个月，蒋军就能够控制华北的大部分重镇，包括北平、天津以及平汉线。这时，可以命令投降的日军和伪军在原地集结，迅速解除武装，为接收工作创造条件。

李宗仁的这一建议之所以如此精准，根源在于他对战区布局的深刻理解。抗战期间，长江流域聚集了大量的蒋系部队，而新四军的力量相对较弱，相反，黄河流域的八路军早已建立起广泛的根据地，对日军的控制相对薄弱。如果不尽快出手，华北的控制权很可能会被八路军抢占，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战略困扰。

李宗仁的“后浪推前浪”战略，如果得以采纳，蒋军进军东北的速度可能会受到严重阻碍，甚至有可能被八路军的力量反制。那么，蒋中正是否采纳了李宗仁的建议呢？

表面上看，李宗仁的建议似乎意图和共产党争夺地盘，但实际上，它也暗藏了他为自己所在的桂系争取更大利益的动机。按照李宗仁的构想，首批向北推进的部队主要来自桂系掌控的河南、安徽和苏北区域。而一旦桂系部队推进至华北、平津一带，它们将成为进入东北的先锋，继续扩张桂系的影响力。

如果蒋中正接受了李宗仁的提议，可能导致如下局面：桂系部队控制东北，阎锡山和傅宜生负责接收华北，顾祝同接管山东，薛岳负责河南，而蒋中正的嫡系部队则只能接管两湖、江浙及江西等地。此时，李宗仁已经是北平行辕的主任，依托其控制的东北和广西地盘，桂系的力量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增长。

然而，蒋中正并非易与之辩的对手，他显然并不打算让李宗仁的“后浪推前浪”计策得逞。蒋中正非常警觉地发现，李宗仁的策略背后隐藏着桂系扩张的深层次动机。

蒋中正当机立断，次日下达了三道命令：

第一，要求八路军“待命原地，严禁自行行动”。

第二，要求蒋系部队立即推进，不得有丝毫拖延。

第三，命令伪军“不接受非蒋系部队的收编”。

李宗仁的“后浪推前浪”策略因此被蒋中正果断否决。原因很简单，如果按照李宗仁的建议，提前进驻北方和东北的部队将非蒋系部队，而蒋中正显然不愿意让其他力量抢占先机，尤其是八路军。

此外，蒋中正对桂系的提议产生怀疑，原因在于当时蒋系的精锐部队大多集中在滇西和缅北地区，距离东北的距离相对较远。而且，他的核心部队几乎完全依赖美式装备，这也成为了他在战略选择中的一个关键约束。

蒋中正的这三道命令表面上看是有效的，但实际上，调动数十万大军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任务。而且，蒋系部队正忙于监控在越南的滇军，并未有足够的力量投入到东北地区的接收任务中。这也为日后的东北接收延误埋下了伏笔。

蒋中正的思路也出现了偏差，他过于自信认为延安不堪一击，且过于依赖苏联的支持。然而，随着美方的深度介入，情况发生了转变。东北地区的接收过程中，蒋中正错估了苏联的意图，也误判了美方的介入，使得原本可以占据主动的局面变得被动，最终导致了战略上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