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初至中期，许多资深将领纷纷重返岗位，被重新分配了各自的职务。其中，一些老将陆续被调任为军科院的政委，而经过外调后，他们又相继出任各大军区的第一政委。

1973年，廖汉生因在京西宾馆等待工作安排而感到忧虑。这时，故友宋时轮前来探望他。在了解了廖汉生的处境后，宋时轮提议他到军科院担任政委。当时的宋时轮刚刚升任院长，而军科院的第一政委是粟裕，第二政委则是王树声。由于他们两人各自都有其他责任，军科院急需一位专门负责政治工作的政委。听到如此情况，廖汉生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考虑到自己曾在北京军区担任政委，想再次返回并不容易，而在大军区同样的职务安排并非轻易可得，因此他渴望找到新的工作机会，愿意尝试任何可能的岗位。军科院作为大军级单位，能够担任这一职位对他而言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1975年，廖汉生在担任政委不足两年后，便被调任南京军区政委的职务，当时南京军区已有第一和第二政委，他的职务排在第三位。1977年，随着军区干部的再调整，廖汉生升任第一政委，并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80年被调往沈阳军区。

廖汉生调离后，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任命为军科院的第二政委。然而，这一安排仅维持了短短五个月，他就被调往昆明军区担任政委。昆明军区设有第一政委的职位，刘志坚在此担任政委，负责军区的具体工作。1979年，他改任第一政委，直至1982年。

刘志坚调离后，肖华接替了第二政委的职务。此前，他曾担任军委副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位居军队核心层。然而，他重返一线工作后，恢复原来的职务已不可能，因为此时早已有他人担任那个位置。在当时，他被任命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依旧是粟裕。肖华和宋时轮共同负责军科院的多项工作，而粟裕则把重心放在了军委上。1977年，上级决定将肖华调往兰州军区担任第二政委，声称此举是为了协助第一政委冼恒汉分担工作，但仅仅过了三个月，冼恒汉便被免职，肖华接替他成为第一政委，负责对兰州军区开展整顿与揭发工作。肖华一直工作到1983年，在此期间多次与韩先楚、杜义德等人合作。

军科院自1957年成立以来，就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单位，叶帅担任院长兼政委，而副院长则有粟裕和王树声，同时还有宋时轮、钟期光、王新亭、彭绍辉和杨至成等一众元帅、大将和上将。相比五六十年代，其他单位难以与军科院的高配置相提并论。

即使到了70年代，粟裕和王树声担任第一、第二政委，而宋时轮为院长，军科院的人事配置在总参、总政治部等单位中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配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随着粟裕的去世和宋时轮的逐渐隐退，军科院的历史篇章也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