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宋时,反对朱熹、陆九渊等唯心主义理学的思想家有陈亮和叶适。他们称为事功学派,主张功利,是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工商业者的利益,有一定进步作用。
陈亮(公元1143-1194年)字同甫,浙江永康人。他生在金人入侵,赵宋国势危急的时代,对当时抗金的和、战问题上,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他曾几次向宋朝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局势,要求扭转对金人妥协求和的局面,并提出收复失地的计划。由于陈亮好发议论,攻击时政,为当权者所憎恨,曾三次被捕入狱。
陈亮的学术风格,和他的政治实践相联系。他反对当时理学家讲什么“明心见性”,而大力提倡“实事实功”的学问,对当时有一定影响。陈亮没有提出系统的宇宙观,但他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如他提出“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文集·书经》),就是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对“物”和“道”的关系,陈亮认为,事物的道理并非由精神产生的。他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勉彊行道大有功论》)这是说,“道”不是形而上的精神本体,是不能离开形体物质的;道理只能存在于事物之中,只能从事物中才能找出它的道理和规律。
陈亮提出“道在物中”,这是唯物主义的命题,和朱熹理在事先、道在物先的唯心主义命题,是根本对立的。陈亮既反对“道”是形而上的精神本体,所以并非神秘的东西,“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经书发题》),是民生日用等实事实物不可分的。他认为行“道”就是要做到“无一民不安,无一物不养”,这才叫行道有功,反对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他给朱熹的信中,提出“天地之间,何物非道?”(《与朱元晦秘书》)认为有“物”就有“道”,“道”只是事物的道理,就是坚持道在物中的观点。
陈亮既认为“道在物中”,道是不能离开事物的,因此他主张“因事作则”。他说:“大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与应中实》)既然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道理,故要知道这千变万化的道理,就是要依据事物,然后从事物中抽引出规律来。这种观点,在认识论上是属于唯物主义的路线。陈亮用他“因事作则”的唯物主义观点,批评理学家的“玩心于无形之表”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路线。
他说:“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岂不可哀也哉?”(《与应中实》)当时的唯心主义理学家,都是师心自用,凭空立说,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这是违反“因事作则”的唯物主义原则的,亦是脱离实际的作风,故陈亮表示反对。陈亮还进一步批判理学家所谓“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神话,认为这些都是“耳目不洪,见闻不惯”,是孤陋寡闻的人。
陈亮以金、银、铜、铁作例,认为“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就是说人学问的好坏,要看锻炼程度而决定,没有什么神秘的不传的绝学。他还指出“炼”是不能离开事物本身,不能在“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与朱元晦秘书》)。就是说,不能离开事物本身而虚构一个所谓好东西。这里还是贯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陈亮从“因事作则”的原理出发,进一步肯定事物是可知的。他提出“天人之际,昭昭焉可察而知”的观点,他把天看成是自然界,认为自然界和人的关系,是非常清楚,并可以觉察得到的。
他提出“数”是用来“明理”的(“因数明理”),是表达事物是必然这样(“事之不得不然者”),这就是说,事物的必然性是会被认识的,所谓“天人之际”也并不神秘。他还提出“虽天命,抑人谋”的命题。把“天命”理解为事物的自然规律,但能够为“人谋”所“察知”。即是说,人不是坐待自然的支配,而要去认识自然事物的规律性。陈亮思想的特点是注重“事功”而反对空谈“义理”,这是他“道在物中”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在政治上的具体运用。他对当时理学家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原来读书作事的人,还有点“各务其实”,但自从理学流行后,认为“一艺一能”,即有点实际技能的人,不算是“圣人之道”;而“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偏要装成莫测高深的样子,来掩盖其无知的空虚。
这种风气一开,影响所及,大家不读书、不干事,天天空谈“尽心知性”、“学道爱人”。这样“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互相蒙蔽,互相欺骗,把天下事情都荒废了。结果“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运干序》)。这是揭露朱、陆之流空谈心性给社会带来的流毒。陈亮以他的“事功”为标准,还提出做什么人的问题。当时朱熹劝他要做三代以上的“醇儒”,他提出反驳:认为规规矩矩“不敢有一毫做作”,只会当古人传声筒的人,是没有实用也不合时宜的。他提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的观点,即认为古和今是不一样的,不能完全以古代所谓圣贤的行事作准则。
一个人只要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这种观点,是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用人标准。陈亮给朱熹的信中还表示:他不愿意做一个“以涵养为正”,只会修心养性的儒者,并讽刺当时一些读书人,是“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为何物”。这种人只会讲不能做,陈亮认为是没有用的。由于宋朝的理学家往往把义理和事功对立起来,好象讲功利就违背了仁义道德,如朱熹讲“王霸之辨”就是贯串这种观点。
陈亮指斥这种谬说,提出“功到成时,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事功和道德义理不是对立而是不可分的,只有功成事济做出成绩,才是有德有理。这是他“道在物中”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发挥。当时朱熹还提出“三代(指夏、商、周)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的论点。还说“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朱熹:《答陈同甫》)。这里朱熹一方面为他的“存天理、去人欲”反动命题,捏造历史根据;另一方面宣扬历史退化论,好象孔子之后,就是其道不行了。
结语
陈亮也是从“道在物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批驳了朱熹这种唯心主义的复古论点,指出汉唐时亦是万物阜蕃,万物一样繁荣滋长,为什么“道”就不存在呢?陈亮认为整个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说一代不如一代,从而批判了朱熹的历史退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