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亮剑》中，我们看到了一段深刻的历史片段：在关家垴战斗中，八路军的772团与日军冈崎大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在这场几乎让整连整排几乎全军覆没的战斗中，129师师长刘伯承和386旅旅长陈赓，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刘伯承和陈赓认为此时应撤退，另找机会反击日军；然而，彭德怀愤怒地拒绝了两人的建议，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攻占关家垴并消灭冈崎大队。最终，尽管我军击溃了冈崎大队，但也付出了2000多人的巨大牺牲，这一战斗后来的批评，也为1945年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彭总受到批评埋下了伏笔。

彭总亲自指挥了关家垴战斗前线的野战炮兵阵地，这里距离敌军阵地仅有500米。尽管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战斗环境，彭德怀依然坚持不撤，决定将敌军一举歼灭。徐肖冰的摄像机镜头将这一历史瞬间牢牢记录下来。

在激烈的争执中，刘伯承的情绪几近失控，他被彭德怀的固执和倔强气得发抖，认为彭德怀是在负气蛮干，早晚会把八路军的力量消耗殆尽。彭德怀则愤怒地威胁撤掉129师的番号，冷言道：“杀头不论大小。”在邓政委的劝解下，争执才暂时平息，129师及其他参战部队终于在高昂的代价下攻占了关家垴。但不少将领对于彭德怀的激烈作法依旧保持了异议，只是无处发声。

1945年，为了总结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经验，延安召开了“华北工作座谈会”。会上，许多人批评彭德怀在关家垴战斗中的做法，认为他违背了主席的作战方针，采取了正面硬拼的方式进行攻坚战，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远超八路军所能承受的代价。如果当时采纳刘伯承和陈赓的撤围建议，或许能避免这么惨烈的损失。

针对这场战斗，彭德怀是否真如部分人所指责的那样“负气蛮干”？刘伯承与陈赓的建议是否更为合理？这并非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也不能仅凭“负气”来解释彭德怀坚持击溃冈崎大队的决心。

事实上，主席在华北敌后抗战期间一再强调，八路军应遵循山地游击战方针，避免与日军正面接触，因为在装备和兵力上，八路军与日军相比差距甚大。硬拼绝非上策，必须尽量避免与日军展开正面大战，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

而关家垴地势险要，冈崎大队占据有利高地，固守待援。刘伯承和陈赓根据部队的伤亡情况，提出撤围，以便寻找合适时机进行反击，这符合主席的作战方针。从战术角度看，如果当时撤围，八路军的伤亡会显著减少。

然而，彭德怀不同的考虑出发点在于，当时冈崎大队的500余人胆敢闯入八路军的根据地腹地，令他极为愤慨。彭德怀认为，如果不立即将冈崎大队消灭，日军必然会更加猖獗地骚扰我军的根据地，严重威胁到根据地的安全与发展。因此，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将冈崎大队歼灭。

彭德怀的做法固然受他个性和决心的影响，但他多年丰富的作战经验并非徒然。虽然他清楚这场战斗的风险，知道正面攻坚违背了主席的作战方针，但他考虑的是根据地的安全以及士气的提振。正是这种深思熟虑的战略眼光，导致他最终作出了果断的决策。

刘伯承与陈赓的建议，虽然站在遵循主席指示的角度出发，但也缺乏对当时局势的全面把握。如果当时撤围，日军势必更加肆无忌惮地侵扰八路军的根据地，给我军造成更大的困扰，甚至影响到物资补给和兵员储备。在这种情况下，2000多人的牺牲与更大的损失相比，或许是可以承受的。

因此，仅仅以2000多人的伤亡为由批评彭德怀的决策显然不公平。同时，指责关家垴战斗违背了主席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也是一种简化的看法。实际上，主席的方针是从战略层面提出的，而具体到一场战斗中，在特定条件下进行攻坚战斗也是战术需要，并非违背战略方针。历史上，许多攻打日军炮楼、坚固阵地的战斗，不也都需要攻坚么？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关家垴战斗与山地游击战方针对立起来。

总结而言，彭德怀的决策是复杂环境下的权衡结果，不能单纯归结为“负气蛮干”。这一战斗，不仅是对八路军战术选择的深刻反思，也是历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