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许多不同背景的人都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壮大队伍，新四军收编并改编了大量的队伍。许多队伍的领导人是从其他地方转入的革命分子，这些人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革命教育，思想觉悟较低，因此他们的行动常常与新四军的整体目标不一致，最终引发了一些冲突和问题。

其中最为著名的一起事件便是1940年12月12日发生的吴信荣、耿蕴斋和刘子仁叛变事件，又被称为“双十二事变”，震动了豫皖苏边区。这三人的背景分别如下：

吴信荣，原名吴信荣，出生在萧县杜楼的地主家庭。之前曾担任国民党的联保主任。萧县沦陷后，他以抗日名义招募兵员，组织起了一支游击队。1940年6月，他被编入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第十八团，然而他对自己的未来职位产生了很大期望，认为自己加入新四军后必定会获得一个重要的职位——至少也是副旅长。然而，党组织早已对这些位置进行了安排，而吴信荣并非合适人选。这让他感到极为失望和愤怒，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营长，仍需听从团政委和参谋长的指挥时，内心的失望和愤怒愈发加剧。他认为，自己曾为新四军带来队伍，但现在却被剥夺了权力。

耿蕴斋，同样是萧县黄口人，原为国民党区长，萧县沦陷后，他招募兵员，组成了自己的队伍，外号“兵贩子”。1938年，苏鲁豫支队将其收编为“苏支”第七大队。然而，耿蕴斋并未安于现状，很快带领队伍返回老家。党组织多次进行教育，但他始终不愿归队，最终被新四军第六支队收编，担任队长。不久后，他升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然而党给予他的只是一个虚职，实质上却剥夺了他的兵权。感到被“明升暗降”的他，心中不满，带着警卫连再次返回萧县，与吴信荣会面。两人一见如故，心照不宣，迅速形成了同盟。

刘子仁，永城县芒山人，原为冯玉祥部队的团级军官。1930年，军阀混战，刘子仁投靠了蒋介石。然而，随着日军的进攻，刘的军队遭到重创，最终他决定转投新四军。在鲁雨亭的领导下，刘子仁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并被新四军收编。凭借自己善于伪装的能力，他很快得到了提拔，成为第四纵队第六旅十七团的团长。表面上，他在新四军中表现得非常忠诚，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然而，在实施对耿、吴二人的抓捕计划时，刘子仁却在背后悄悄告知二人即将发生的“鸿门宴”，并煽动他们进行反叛。由于他的背叛，抓捕计划彻底失败，二人决定走上与新四军对立的道路。

接下来，党内为应对这一叛变召开了会议。吴信荣的弟弟吴芝圃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继续与吴、耿和谈，希望通过和平解决问题；二是通过设下鸿门宴，乘机扣押二人。会议最终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法。然而，由于刘子仁的泄密，计划被提前暴露，二人没有赴约。

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党决定通过和谈的方式解决问题，派李忠道前去与二人交涉。当李忠道见到吴信荣时，吴立即质问他为何设置鸿门宴，显然，二人已不再相信党的说辞。李忠道试图解释，称这一切都是有人挑拨，但二人已经做出了决绝的决定，软禁了李忠道。最终，随着叛变事件的加剧，吴、耿、刘三人的叛变不仅给新四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还将他们带到了国民党的怀抱。

此后，国民党高层对他们的叛变表示欢迎，尤其是刘子仁和耿蕴斋的表现获得了高度评价。汤恩伯等国民党高官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任命耿蕴斋为苏鲁豫皖边区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刘子仁为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队长，吴信荣则被任命为第三支队队长。三人的叛变不仅使新四军损失了大量兵力，还让他们带着相当数量的地方干部加入了国民党阵营。

随着叛变的进一步发展，刘子仁、吴信荣和耿蕴斋逐渐暴露出他们对共产党的彻底敌视。刘子仁尤为狠毒，他不仅屠杀无辜党员，还设立情报站，捕杀、诱杀共产党人员，并大肆搜刮百姓。三人都把共产党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品，无法摆脱地主出身的桎梏。尽管他们的罪行逐渐被揭露，但由于刘子仁的毒辣手段，党组织的恢复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942年，吴信荣因病去世，而刘子仁和耿蕴斋的下场则更加凄凉。1951年，耿蕴斋因叛变被捕，经过表态悔过后被释放，回到家中务农。而刘子仁因屠杀党员被判死刑，后因政策变动被撤销死刑，最终过上了与历史责任相违背的生活。

这场叛变虽然历经风波，最终却给三人的叛徒身份定下了铁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