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古代水坝工程与人类文明发展”专题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本次研讨会是国际大坝委员会第28届大会暨第93届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讨会从全球视角追溯水坝工程的起源与发展，以良渚遗址水利工程为代表的各时期古代水坝工程为典型案例，交流古代水坝工程在防洪、运输和引水等方面的综合功能及工艺技术水平，探讨水利工程对人类文明起源发展的支撑作用。

发布良渚遗址水利工程四项共识

作为一个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良渚遗址水利工程因地制宜、乘势利导，充分考虑山区与平原、流域上下游、古城内外的关系，形成了一套高低层次显著、工程体系完备的水利工程体系。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良渚古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构成要素，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水利发展史”。

会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河海大学教授袁俊平、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副所长李云鹏、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王厚军、南京大学副教授赵晓豹等分别介绍了良渚遗址水利工程的历史演变、工程技术、科技内涵及其文化传播意义，并与世界范围内同时期的古代水坝进行了比较研究。

与会专家在世界遗产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就良渚遗址水利工程进一步深化了四项共识：一是良渚遗址水利工程包含目前早期文明考古发现中规模最大、工程数量最多的堤坝工程群；二是目前早期文明考古发现中工程体系最为复杂、分布范围最广泛的水利工程；三是目前早期文明考古发现中类型最丰富、水利功能效益最全面的水利工程；四是早期文明考古发现中集成工程技术最多的水利工程。

中华治水史的延伸拓展

通过放射性碳定年法测定，实证良渚遗址水利工程的建造年代最早为距今5100年，将中华民族治水起源从大禹治水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作为与良渚古城同一时期规划建造的构筑物，良渚遗址水利工程与良渚古城的产生和演变密不可分。

部分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地处长江流域天目山东麓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天目山区是浙江暴雨中心之一，大雨易造成洪水暴发，威胁平原聚落安全。因此，修建防洪工程是营造大型都邑的必要前提。

面对挑战，先民率先构建起超前的水利系统——于古城西北山谷中分阶段营建梯级堤坝群，通过梯级堤坝群分级拦蓄洪水，形成保护聚落的安全屏障，有效消解了洪水对良渚古城的冲击。王宁远等人根据下游坝现存的坝高推测，古城外围堤坝群与自然山体围合形成总蓄水量可达4600万立方米的水库库区。李云鹏认为，良渚古城的防洪体系可以说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外围所建的上游坝群，拦截来自大遮山的山溪洪水；第二道防线是下游坝群，拦截第一道防线分泄下来的和山麓汇流产生的洪水，保护农田和城池；第三道防线是城墙和城壕，保护城池防洪安全。

与此同时，古城鼎盛期的水利工程展现出了系统化治理特征。考古发掘证实：从古城到下游库区、再到上游库区，形成远程水运通道，良渚先民可以利用竹筏和独木舟，运输木料、石料、玉料等。古城内部构建起纵横交错的运河体系，“井”字形主河道与密集支流河道形成高效运输网络，支撑起城墙、高台等百万立方米级土石工程的营建，并通过水门系统实现古城内外物资流通。更为重要的是，稻田灌溉系统的成熟扩展了农业产能，连片水稻田与引水渠系的出现，为专业手工业者群体提供了经济支撑，推动玉器制作等高端技术发展。

专家们认为，良渚先民这种防洪、运输、灌溉并重的治水管水用水方式，为其散居聚落向中心都邑转型提供了充分的基础条件。

古老智慧的当代价值

良渚先民在塑造“水—城市—社会—文明”实践中形成的“拦灌统筹、蓄泄兼备、高低错落、内外互通、人水相适、天人合一”的治水理念，不仅彰显了人类远古时期高超的水治理能力，还镶嵌着古代水坝工程与人类文明发展的遗传密码。

草裹泥是良渚遗址水利工程最具特色的建造工艺，在大部分上游坝和下游坝坝体剖面上清晰可见纵横交错堆筑的草裹泥。这种工艺是用芒荻把泥土包裹起来，制成一个个长圆形的泥包，再把一个个泥包纵横交错地堆砌起来，与现代防洪工程中的“加筋土”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作用都是可以使坝体加快固结，增加抗拉强度，使坝体不易变形。有意思的是，考古发现草裹泥的尺寸大小几乎都是45cm×15cm×15cm左右，袁俊平等人通过试验发现，在相同大小而形状不同或相同形状但大小不同的草裹泥中，良渚人所选用的尺寸，工程性能是相对最优的。

古老的水利工程，反映了良渚先民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等方面的科学性，体现了我国早期城市与水利工程的整体规划能力。“良渚遗址水利工程的发现，为研究早期水管理和早期国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样本，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王宁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