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职位的升降更是屡屡变化，经历了三起三落的起伏。然而，不论是外部敌人的压制，还是内部的压力，都未能动摇他坚定的信念与决心。

其中，尤其是在红军第五次围剿前，毛泽东被解除兵权的事件最为震撼人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表决是否解除毛泽东兵权的名单上，居然出现了刘伯承元帅的名字。为什么刘伯承会在当时选择同意解除毛泽东的兵权？此后，刘伯承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要理解当时中央局为何做出解除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决定，我们必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着手分析。在宁都会议之前，红军内部，尤其是前方的红军与中央局之间，因军事路线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毛泽东通过长期的实践，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战略。然而，受共产国际代表和部分留苏中央局领导的影响，他们坚持认为，红军在力量壮大后，必须优先攻占大城市，这样才能确保全国局势的转变，并迅速实现全国的胜利。

事实上，虽然当时的红军实力达到了近三十万，甚至出现了“集团军”编制，按理说，形势已经非常有利，胜利似乎触手可及。然而，反动派在城市的统治仍旧稳固，地方军阀已名义上统一，敌人的力量依然庞大。真正看透这一点的，只有毛泽东一人。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周恩来、朱德等一线领导也认同毛泽东的观点，认为红军不应急于攻占敌人严密防守的大城市，而应在敌人力量较弱的地区，发展工农武装，动员群众，壮大力量。

就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局与前委之间的分歧不断加剧，终于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爆发。1932年9月25日，红军在毛泽东与朱德的指挥下，连续攻占了乐安、南丰、宁化、宜黄四城。当时，毛泽东等人认为应借此机会继续扩大农民武装。然而，中央局却下达命令，要求红军立刻进攻吉安、抚州等城市。与之前的进攻小县城不同，吉安、抚州是敌军重兵把守的大城市，红军缺乏足够的攻坚武器，贸然进攻将带来极大的风险。

由于这项命令缺乏实际可行性，且充满危险，朱德、毛泽东等领导此前已经屡次拒绝执行，目的是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避免发动对敌人防守严密的大城市的进攻。最终，这一分歧在宁都会议上爆发，中央局认为毛泽东的主张过于“消极”，甚至有人指责他“怠工”，最终决定解除毛泽东的指挥权。

在那场历史性的会议中，刘伯承虽然只是红军学校的校长，职务并不高，但他却具有特殊的背景。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是典型的留苏派代表。凭借着扎实的军事理论和苏联背景，刘伯承一度被称为“党内孙武”。因此，在这次会议中，中央一些领导特地邀请刘伯承列席。

在表决之前，刘伯承的态度成为了焦点。由于他在苏区的工作时间不长，且几乎没有与毛泽东直接合作过，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风格及能力了解不深。此时，刘伯承对毛泽东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的理论，而他本人所接受的军事教育，也倾向于苏联的城市工人武装思想。因此，站在中央局一方的他，建议毛泽东放弃军权，转而负责地方行政工作。

经过最终表决，宁都会议决定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在此后的时间里，直到遵义会议前，彻底失去了红军的指挥权。

对于失去指挥权，毛泽东的态度非常豁达，他曾自嘲道：“我这个木菩萨，过去还灵，后来便不灵了，直到遵义会议，他们才又把我搬了出来，这才开始又香了起来，总算还好我的脑壳没被砍掉。”

当时，没人预料到，随着毛泽东被剥夺指挥权，红军即将迎来一次严重的失败。此时正值第四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尽管之前红军凭借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屡次击败敌人，但共产国际和中央局对这种战术不满，宁都会议的决议，最终导致毛泽东被剥夺军权。

在这之后，李德作为纯苏联背景的军事指挥员被派往红军，并且刘伯承也被提拔为红军总参谋长。李德主张正面决战，主张“拼命主义”，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不屑一顾。最终，李德提出的阵地战策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刘伯承在亲历了与敌军正面交锋的惨败后，开始对李德的策略产生质疑，并公开表达了不满。

在遵义会议之前，刘伯承等许多红军指挥官意识到，毛泽东的领导才是红军战斗力的关键。尽管这时的红军已经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许多高层领导人已经认定，只有毛泽东才能引导红军走出困境。然而，遗憾的是，这一转变来得太晚，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惨败，迫使他们放弃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然而，就在这一切发生之时，一个共识悄然形成：毛泽东的领导必须恢复，只有他才能挽救红军。接下来的历史，已经成为不朽的传奇。

对于当初在宁都会议上站在毛泽东对立面的刘伯承来说，尽管他从未受到恶意打击，但他始终被认为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这也使得他在之后的红军历史中，始终无法完全恢复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