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梁时期，君王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建立了侍卫亲军，作为其亲兵力量。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提到，侍卫亲军是君王自己指挥的“私兵”，这一点从其名称便可见一斑。侍卫亲军下设有多个军队，其中包括龙骧、神捷、神威、天兴等四个部队。

后梁的侍卫亲军与六军相比实力较为薄弱，且侍卫亲军的指挥使往往由六军中的龙武军统军兼任。比如刘捍，原为宣武牙军出身，朱温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左龙武统军兼元从亲军马步都虞候，并最终升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而另一位重要人物刘鄩，则在开平三年（909年）被改任左龙武统军，成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开平五年，后梁太祖朱温的外甥袁象先出任左龙武统军，并兼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在此期间，侍卫亲军的组成大致包括龙骧、神威、神捷及控鹤等军。到了乾化元年（911年），后梁与后唐为争夺河朔地区展开激烈争斗，柏乡一战，后梁的亲军全员出动。侍卫亲军的损失极为惨重，龙骧军、神捷军等三军几乎全军覆没，后梁的军队损失惨重，兵员、马匹大幅减少，导致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几乎无法恢复元气。

后梁侍卫亲军的马军力量较弱，这一点尤为显著。由于缺乏足够的战马，后梁的骑军无法与步军相提并论，通常出动的骑兵也不过千余人。侍卫亲军中的龙骧军虽有骑兵，但人数仍然不多，且后梁时期的战马数量匮乏，常常依赖民众盗取战马来补充战马缺口。五代时期，很多地方通过鼓励民众盗取马匹的方式来补充军队所需的战马。

例如，后梁王晏球曾任龙骧第一指挥使，这一职位负责指挥骑兵，但其实际统领的骑兵数量并不庞大。到了贞明二年（914年），当时为了平定捉生都将李霸的叛乱，龙骧军仅派出五百骑兵进行激烈战斗，显示出龙骧军骑兵力量的有限。即便是龙骧军也常常只能出动约五百骑兵进行地方防守。

至后唐时期，经过一系列的变化，侍卫亲军的结构逐渐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在李存勖的领导下，侍卫亲军的马步军并立，其中既有骑兵也有步兵。骑兵的传统在后唐军中根深蒂固，李存勖自豪地表示自己出自代北，是以游牧为生。因此，骑兵在后唐军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且随着后唐军马的增加，骑兵力量逐渐得到了加强。

后晋时期，侍卫亲军的基础继承了后梁的体制，尤其是在石敬瑭领导下，元从亲军护圣和奉国两军被编入新的侍卫亲军。后晋初期，侍卫亲军的指挥体系逐渐完善，侍卫司作为统御机构正式建立，指挥使负责管理马步军。

到了后汉时期，侍卫亲军的管理体制继续沿袭，且在其短暂的历史中，亲兵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于侍卫亲军在中央政权中的位置逐渐上升，它成为了新的政治力量中心，藩镇的影响逐步减弱，侍卫亲军逐渐主导了中央政权的运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侍卫亲军名为君王的“私兵”，但在五代时期，除了侍卫亲军外，君王仍然保有大量的亲兵。后唐时期，除了侍卫亲军外，殿前诸班等其他亲兵部队依然存在，这些部队独立于侍卫亲军之外，并在朝廷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

后梁的君王朱温通过多次调整和改造，逐渐控制了禁军，尤其是通过培养一批亲信和收养亲戚子弟，加强了军将对禁军的控制，掌握了兵权。朱温还通过内部提拔和任命亲王、军将来加强对禁军的掌控。他对宣武军的改造尤其成功，通过制衡和调整，使得宣武牙军不再强势，进一步稳固了自己的政权。

然而，后梁的宫廷政治并非一帆风顺。尽管朱温通过对禁军的控制确保了短期的稳定，但随着朱温的去世，禁军内部的权力斗争爆发。由于朱友珪无法像朱温那样有效掌控禁军，导致了内部动荡和军将的纷争。最终，后梁的两次宫廷变乱皆由禁军的支持与反叛而起，揭示了禁军在后梁政权中的关键作用。

进入后唐，禁军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侍卫亲军逐渐发展成一支庞大的力量，改变了原有的军队结构。这一转变为后唐政权的稳定打下了基础，但也暴露出亲兵军士的骄兵化倾向，特别是在李存勖时期，亲兵的赏赐过度导致军士的贪婪和不满情绪的累积，最终爆发了多次叛乱，影响了整个政权的稳定。

这些历史变动表明，从后梁到后唐，再到后晋和后汉，侍卫亲军的角色逐渐从君主亲兵转变为影响政权走向的核心力量。在五代时期，禁军尤其是侍卫亲军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成为政权更替和稳定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