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姜子牙虽然是四岳之后，但在夏商之交时，他的这一支已经沦为庶民，甚至到了姜子牙时，家境贫困。换句话说，姜子牙的祖先曾经显赫一时，但他的身份却非常低微，身为庶出，不仅缺乏财富，也没有权力。

公元前209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时曾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意指：有权势的人，难道真的是生来就比其他人高贵吗？从这时起，中国打破了传统的血统论，进入了平民也能成为王侯将相甚至皇帝的时代。当然，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用人制度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陈胜这句话更具象征意义。

然而，姜子牙生活在比陈胜早了800多年的商末周初，那个时代仍然是“王侯将相真有种”的时期。那么，为什么姜子牙这个身份低微的庶民，竟然能一跃成为帝师呢？陕西的考古发现似乎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姜子牙与我们想象中的身份差距可能远不如史书所写。

2012年，陕西宝鸡渭滨区石鼓镇石咀头村的考古发掘，揭开了石鼓山古墓群的面纱。在随后的几年里，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不少是极其罕见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商周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结合近年来学者的研究成果，石鼓山墓地被认为是姜子牙家族的墓地。具体来说，以下几点提供了证据：

首先，在M3墓中出土了“中臣鼎”，鼎上的铭文写着“中臣尊鼎，帝后”，而“帝后”是指邑姜——姜子牙的女儿，周武王的正妃。这表明，“中臣”这一称谓与邑姜的家族相关，证明该鼎属于姜族。

其次，出土的“高领袋足鬲”器物是姜戎文化的代表，考古学界已经确认这一点，进一步印证了石鼓山墓地属于姜族的墓地。

第三，陕西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尹夏清通过专家考证，确认石鼓山墓地（M4）的主人是邑姜，姜子牙的女儿。关于邑姜为何没有葬入周王陵，这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第四，石鼓山墓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朝，这一重大发现为研究姜姓戎人与姬姓周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这些发现来看，姜子牙显然并非平民，至少在姜族中他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结合史书中的记载，姜子牙的传奇也因此显得更加可信。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石鼓山墓地位于宝鸡渭滨区，临近姬周的岐山。换句话说，姜族和姬族的距离非常接近，彼此之间可以频繁互动，这也符合当时的交通条件。

其次，从姻亲关系来看，古公亶父的妻子为太姜，说明姬族与姜族早已有了联姻。后来，周武王娶了邑姜，进一步加强了两族之间的联系。因此，姜子牙能够成为帝师，显然是建立在两族长期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之上。

第三，从姜族的实力来看，甲骨文中提到“羌姜一家”，其中“羌”指的是男羌，“姜”指的是女羌，姜族后来成为羌人中的一部分。而在西部地区，羌人实力雄厚，虽然他们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但他们的影响力依然强大。姬周显然需要与强大的羌人结盟，而姜子牙所在的姜族正好可以发挥作用。如果姜子牙背后没有足够的实力支持，姬周也很难对他产生兴趣。

因此，从这些角度来看，姜子牙不太可能是一个贫民或平民。他显然是姜族中的重要人物，拥有足够的号召力。正因为姜族与姬族的深厚关系，且姜子牙本身也有一定的实力背景，才使得姜子牙能够得到姬昌的重用，最终成为帝师。

需要注意的是，姜族可能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包含多个小族，姜子牙的姜族可能是其中之一。古公亶父的妻子太姜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族，虽然他们未必属于同一个分支，但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血缘关系。

综上所述，关于姜子牙的身世，史书中所提到的“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显然并不完全可信。然而，姜子牙“尝穷困”“曾为屠夫”或“曾开过旅馆”的说法倒未必不可信。李硕在《翦商》中提出，周人早期通过捕捉商人的“人牲”积累财富，其中可能包括羌人，而姜子牙可能曾被抓到殷都，后来幸存并在屠宰场工作，这也许能解释他为何被称为“东海上人”。此外，姜子牙可能曾在屠宰场工作后去过东海，或者脱离屠宰场后开过旅馆，这些经历也可能成为史书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