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泽东思想，战略的核心就是全局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英美给养司令部的墙上，曾写下了一首1620年的摇篮曲，反映了战略的重要性：

为了得到一枚钉子，失去了一块蹄铁；

为了得到一块蹄铁，失去了一匹马；

为了得到一匹马，失去了一位骑手；

为了得到一位骑手，失去了一场战斗；

为了赢得这场战斗，甚至失去了国王。

——这段诗句揭示了战略全局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长征最后一战，直罗镇战役后强调过：

“用战略方针来指导战役战术方针，要把今天与明天联系起来，把小的与大的联系起来，把局部与整体联系起来，避免走一步看一步。”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他指出，战略问题就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任何战争都有其全局，无论是一个国家、一片战区，还是一个小小的游击区，都是战争的全局。每个带有顾及各方面性质的任务，都是属于战争全局的范畴。

研究全局的战争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而局部性战术规律属于战役学和战术学的范围。

在战争历史中，有些连胜之后的败北，使得之前的所有胜利付诸东流；也有一些多次败北之后的胜利，重新打开了战局。这些胜败，往往影响的只是局部，而决定性的胜负往往源于关键的战斗。

这也正是提醒我们，全局观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对整个战争的全面把控。需要从部队组成、不同战役之间的关系、各个作战阶段的协调，甚至是我方与敌方活动的全局关系来综合考虑，任何局部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全局的失败。

朱德老总晚年评价毛泽东时说：“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这句话点出了毛泽东非凡的战略眼光。他不仅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战略家。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危急时刻作出精准的决策，正是因为他具备了独特的全局观。在战略上，他能够抓住重点，清晰地判断何时采取行动，何时保持耐心，而这种战略思维和定力决定了他能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始终处于有利的位置。

战略的反面便是事务主义，毛泽东曾批评那些不能从全局看待问题的人，指出他们缺乏远见和明确的方向，满足于眼前的成就或一时的片面之见。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34个旅，约22万兵力，准备攻打延安。彼时，我军的兵力仅为敌军的十分之一。然而，毛泽东果断决定撤离延安，尽管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

电视剧《潜伏》中有一幕，余则成得知胡宗南进军延安的消息时，心情极为低落，许多人开始怀疑：失去延安是否意味着失去革命的希望？然而，毛泽东则在撤离前对解放军领导干部说道：“我们不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如果占领了延安，我们就把敌人的力量一点一点分割掉，我们会在一年或两年后，以延安的失去换来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思维最终导致了青化砭大捷、蟠龙战役和羊马河战役的胜利，敌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漩涡，补给线受阻，士气低落。就在毛泽东撤离延安一年零五天后，解放军成功收复了延安。

这一战略决策，不仅打乱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也成功地为我军的后续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内外的巨大挑战，做出了精准的战略选择。国内，经历了十年的内战、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经济濒临崩溃，物价飞涨；国际上，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了严密的政治、经济封锁，并企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然而，毛泽东依然把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视为最紧迫的任务。他提出：“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在1950年6月6日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他提出：全国不能树敌太多，必须集中力量在某一方向上进行突破，同时做好工农、民族资产阶级等的工作，避免过度扩大战争。

毛泽东对历史上袁绍战略失败的反思，进一步深化了他对战略的理解。他指出：“不要多端寡要”，在工作中要抓住关键点，集中精力，才能取得成功。

对于企业而言，这也启示我们在有限的资源下要集中力量，专注于突破某一领域，而不是盲目地四面出击。企业如同战争一样，必须学会从纷繁复杂的任务中找到重心，专注解决核心问题，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股市投资上，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同样适用。许多投资者常常因为想象中的收益而频繁操作，但正确的投资战略是放长线，集中兵力，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投资。这需要坚定的战略定力和长期的耐心。投资，正如战争一样，最重要的不是一时的得失，而是能够长期保持正确的方向，并抵制一切诱惑。

在全局视角下，我们要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战略思维是一种智慧，而战略定力则是执行力。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在复杂的世界中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