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达拉宫，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全人类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布达拉宫馆藏的几十万件珍贵文物中，有近五万尊不同风格的藏传佛教造像，这些造像时间跨度自公元5世纪到20世纪左右，见证了西藏与祖国的密切联系，见证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5月8日，在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内，一场题为《布达拉宫馆藏大明永宣款造像相关问题考察——兼谈“汉地造像殿”的复原陈设研究》的讲座吸引了众多学术爱好者。布达拉宫文物管理处文物研究室班旦次仁老师以大量西藏大明永宣款造像为案例，向在场听众介绍了这一时期的佛像如何以媒介的形式增强各民族间的感情。

图为布达拉宫文物管理处文物研究室班旦次仁老师在西藏大学艺术学院讲座现场　摄影：王淑

何谓永宣造像？

“永宣造像指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宫廷铸造的用于赏赐西藏上层人士和各大寺院，以及用于供奉在皇家宫廷的带有‘明永乐年施’或‘明宣德年施’题记的造像。永宣造像因做工精湛细腻，存世量极少等原因，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艺术品市场的追捧。”

班旦次仁在讲座中说，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全球永宣造像共有300余尊。但在2013-2017年间的西藏可移动文物普查中，西藏共发现360尊永宣款造像，仅布达拉宫一处就发现了273尊，这些永宣造像自17世纪以来就一直供奉在布达拉宫各大殿堂，且鲜有人接近，为汉藏艺术交融研究提供了核心实物佐证。不仅如此，布达拉宫内还有专门的“嘉纳拉康”（汉地造像殿）来供奉这些佛像，布达拉宫收藏此类造像居世界之冠。

图为布达拉宫馆藏永宣款造（图片源自班旦次仁授课内容）　摄影：王淑

他们为何流至西藏？

“布达拉宫内最早的佛像可以追溯至北魏时期。在布达拉宫俐玛拉康内，收藏了几尊北魏时期（公元386-534年）的珍贵佛像，包括北魏和平三年（公元462年）铸造的弥勒佛、北魏延兴三年（公元473）的释迦牟尼佛、以及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铸造的旃檀佛立像。说明早期汉藏两地的交往和人员流动过程中很多佛像就已进入西藏。”

班旦次仁说：“明朝为了边疆安全和国家稳定，在政策上沿袭元朝时推崇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基础上，扶持范围扩展到格鲁派、噶举派等，并以‘多封众建’作为安藏方略，邀请藏传佛教的各地高僧到宫廷，明代中央不仅授予他们官职、赐予封号，而且还赠予大量的物品，这其中就包括大量永宣造像。这些造像多以‘大明宣德年施’‘大明永乐年施’为题记，一个‘施’与‘造’的区别，就可以看出当时西藏与明中央政府的关系。”

图为布达拉宫馆藏永宣款造像题记（图片源自班旦次仁授课内容）　摄影：王淑

他们如何传至今日？

从明代宫廷中赠予西藏的永宣款造像，因其做工精美备受西藏上层人士喜爱。长期以来，永宣款造像更是作为西藏达官显贵和周边民族之间相互赠送的重要物品，一些珍贵的造像流动在典籍中有详细的记录，为后人研究永宣款造像在西藏的传播留下了可以考证的证据。

“永宣款造像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独特的艺术价值。不论是从造像题材还是造像风格，它都吸收了民族间的审美风格。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永宣款造像不仅仅是宫廷匠人的打造，亦有藏族匠人的参与。可以说永宣款造像的打造是融合不同民族间的审美特色的，是融入民族情感在里面的。所以当这些造像流传到西藏时，西藏各个阶层都非常欢迎这些造像，并且很多佛像都成为了被赏赐寺庙内的主供佛。”班旦次仁说，“在清代，很多佛像又被西藏上层作为礼物回赠给清朝中央。康熙皇帝亦对永宣造像给予高度评价，下令在清宫仿造永宣造像，为皇帝母亲祝寿之用。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能够看到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延续，这也是我研究这方面的意义。”

图为布达拉宫馆藏永宣款造像流传脉络（图片源自班旦次仁授课内容）　摄影：赵振宇

在讲座最后，班旦次仁总结说，早在15世纪左右开始，西藏精英阶层对永宣造像有了十分明确的认识，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仿造，其背后是对中原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的认可。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和价值挖掘的不断重视，尤其是在全国各地紧锣密鼓地推行文物普查和建档工作，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物被世人看到。在西藏，布达拉宫等各大文物收藏单位，大量馆藏文物得到系统地建档和数字化，为当下精神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提供了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