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人的黄金时代，非百姓的黄金时代

今年被称作“北宋热年”，这段时期在历史、文化、影视等领域引发了不少关注。电视剧《清平乐》讲述了北宋仁宗时期的清明治世，紧接着，学者赵冬梅的《大宋之变》出版，引发了关于北宋党争和变法的讨论，带给人们新的思考。

《大宋之变》是赵冬梅多年研究的结晶，书中跨越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个朝代，重点探讨了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期最为激烈且具有争议的政治变化。书中刻画了北宋名臣司马光的形象，他是变法时期“旧党”的领袖，成为整部书中的核心人物。

赵冬梅通过深入挖掘司马光的政治理想，将这位悲剧性的高尚人物呈现给读者，令读者在关上书本之际，仍然为其深感叹息。为什么大宋的国运会突然衰退？为何司马光的理想没有得以实现？

回到变法现场

《大宋之变》不仅呈现了北宋的衰败，也是一本温情的、充满惋惜的司马光传记。赵冬梅没有回避对司马光的同情，秉承了史学家的传统，将历史人物呈现得生动而有情感，而非单纯的枯燥史料。在谈及本书时，无法绕开的两位核心人物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王安石如今被视为变法的领袖，现代主流的叙述常常褒奖王安石、贬低司马光。这一趋势可以追溯到晚清，变法被视为知识分子自觉的正确选择，而王安石的改革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救国良策”。

然而，在南宋至清朝的较长时间内，王安石的名声并不好，士人们甚至将他与秦桧并列，民间对他的嘲讽也层出不穷。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就曾表示，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在表面上富国强兵，但对于百姓的损害往往被忽视。而相比之下，司马光作为儒家名臣，一直受到推崇。尽管如此，自1908年梁启超出版《王荆公》一书后，王安石的形象作为“改革家”逐渐深入人心。

这两位人物的风评在短短一百年内发生了反转。赵冬梅写《大宋之变》时，无疑希望为司马光正名。根据作者的随笔以及她的其他著作，可以看出她对司马光的深情厚意，既敬佩他的高洁品行，也为他理想未能实现而感到遗憾。赵冬梅深入细腻地描写了司马光晚年的遭遇，同时对王安石也保留了史家的风度，虽然不认同他的改革，但公平地呈现了两人的不同立场。因此，《大宋之变》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尤其适合从不同角度了解北宋时期的变法与党争。

王安石变法加速了北宋灭亡？

在梁启超的论述中，王安石的变法被认为是为了富国强兵、解决北宋积弱的问题。然而，《大宋之变》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北宋需要改革，但王安石的变法未能使国家变得更好，反而加速了北宋的衰亡。

王安石的改革不仅破坏了北宋原有的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政治结构，也加剧了党争和吏治的严苛，导致民众疾苦。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改革后，中央制衡君主的政治体系逐渐消失，君主权力膨胀，士大夫阶层失去了制衡之力。赵冬梅的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其实恢复了晚清前士人对王安石变法的主流看法。

王安石在面对北宋财政和军事困境时，提出了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等一系列变法措施，试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行政效率，但他的方法过于急功近利。为推进变法，王安石广泛任用自己的亲信，并强化了对官员的考核。虽然短期内国库收入增加，军事得到改善，但百姓的负担却加重了，原本温情脉脉的政治环境被迫切功利化。

但司马光的主要反对点，并不在改革的内容本身，而是王安石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司马光认为，一旦传统与舆论的制衡失效，君主如何受到约束？当时的宰相富弼曾警告：“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司马光的理想：一个士与君主共治的儒家国家

1085年4月16日，司马光的生命进入最后18个月。此时，宋神宗去世，幼帝哲宗即位，司马光作为辅佐大臣，依旧深受百姓爱戴。王安石的变法已使得百姓怨声载道，恶吏横行，民生困苦，司马光此时执政，正符合民心。

《大宋之变》记载，司马光忧虑的并非单纯的政治事务，而是国家仍未解决的四大问题：百姓疾苦、官吏贪腐、边疆局势不稳、改革未见成效。相较于王安石的“富国弱民”，司马光力求恢复仁宗时代的政治氛围，通过减轻民众负担来实现国家安定。

但遗憾的是，尽管司马光注重恢复民生与政治温情，他缺乏有效的改革措施来解决北宋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冗官冗员与地方土地兼并等问题。即使他试图减轻百姓负担，未能根本性改变北宋的政务运作和国力问题，最终也未能阻止北宋的衰败。

司马光的理想为何有根本缺陷？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够从更广泛的历史视角审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不同路线。即便没有王安石的变法，北宋的衰弱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随着仁宗的去世，北宋面临的社会问题愈加突出，改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即使是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时，也未能彻底实现改革，因为士大夫阶层对改革的强烈抵制。司马光渴望恢复“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黄金时代，但这一理想本身就存在脆弱性，难以应对帝制下君主权力的集中问题。在帝制王朝，君主的专制倾向与士大夫的制衡之间，本就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