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顿是为战争而生的，没有战争对于他来说就是死路一条。在二战战场上巴顿的战功可以说是无人可以代替的。但就是这么一个英雄人物，他的人生却是相当悲剧的。曾经的手下一个个成了风云人物，而他自己只能满足于上场战，至于功劳和提升，那个想都不用想。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问题还是出在巴顿自己的身上。

巴顿曾在英国说，战后的世界将有英美来统治（苏联你特么一边去），又公开说，如果他的军队停在德国和苏联之间，他就两头开战。他还在盟军庆功宴上大骂朱可夫元帅，当然，最后巴顿离奇的死亡貌似和苏联也扯上了关系。

我们看看巴顿德国投降以后都做了些什么。

1945年5月7日凌晨2时41分，德国政府代表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作战室里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的战事结束了。

巴顿突然感到一阵可怕的孤独和惆怅。于是，他极力要求赴远东参加对日战争。他利用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来访之机，请他在马歇尔面前替他游悦。他还几次亲自写信给马歇尔，表示愿意立即飞赴远东参战，“哪怕只指挥一个师也好”。对此，巴顿满怀希望和信心，他曾向部下和记者们保证：第3集团军将会尽快赴中国对日作战，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的最后一个巢穴。

但不久，巴顿的这一幻想彻底破灭了。因为几个月后日本人也投降了，世界不需要战争，老百姓也不希望有战争，巴顿注定了要脱离他所熟悉的战场，置身于一些繁琐的、毫无刺激的平凡工作之中，果然，巴顿不久就被委任为驻已伐利亚军事行政长官，这对他是一个十分厌恶和不适当的职位，简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因为他所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他不仅要着手处理遗留下来的许多棘手问题，还要生平第一次与社会主义苏联打交道。

巴顿是一个军人，不是政治家，他对政治既不喜欢也不精通。由于他出身显贵和受到的教育，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等问题一窍不通，但他从内心深处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对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苏联抱有一种天生的故意，而且时常流露在言谈举止之中，很难掩饰。在他眼中，共产主义是一种奇怪的制度，斯大林是一个残忍的革命家，而苏联红军则是一群具有最严格、最无情纪律的“乌合之众”，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民主活在不幸之中。他本身好战的天性又使他认为，只有靠武力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据此，他在194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公开表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巴顿第一次与苏联人正式见面是在柏林的一次阅兵式上。由于巴顿是一位著名的将领，苏联同行都对他十分尊重和热情，但巴顿对此不屑一顾，他搭拉着眼皮，紧皱着眉头，旁若无人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尽管如此，一位苏联将军还是主动派翻译前来请他去饮酒。

巴顿轻蔑地对翻译说：“告诉俄国狗患子，他们是我的敌人，我宁愿掉脑袋也不同敌人喝酒。”

面对巴顿的粗野无礼，那位苏联将军落落大方地用善意的诙谐给以回报，他让翻译告诉巴顿：“我对你的看法恰好同你对我的看法一样，先生。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愿同我一块儿饮酒呢？”

由于这位苏联人的宽宏大度，才避免了一场令人尴尬的外交事件。但巴顿并没有由此改变对苏联的印象，他对苏联红军钢铁般的纪律和强大的战斗力表示钦佩，但认为他们都是缺乏教养的机器人，苏联士兵与沙皇时代的驯服的农民兵井没有什么区别，他讥讽朱可夫元帅是个滑稽的小丑，一只丑陋的猴子；苏军的将领都是缺乏绅士风度的无能之辈。从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政治立场出发，巴顿甚至坚信：自由世界与苏联之间的战争势所难免，盟军应该趁苏联未做好准备之前向苏联发动进攻。因此，他对美国官方对苏联的政策十分恼火。他的这一愤怒终于爆发了。

苏联军方向艾森豪威尔抱怨说，在巴顿辖区内的几支德国部队的遣散和拘禁工作进行得非常迟缓。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向巴顿转答了这一消息。巴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了，大发雷霆说道：“他妈的，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我早晚要跟他们打仗，就在这一代时间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趁着军队比较完整的时候，把这些该死的俄国佬赶回俄国去呢？如果我们把德国军队武装起来。让他们与我们一同向俄军进攻，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他们恨透了这帮杂种。”

在与外交官罗伯特·墨菲的谈话中，巴顿进一步表达了尽快进攻苏联的想法。他眼中闪着光彩问墨菲：“难道我已经打完最后一仗了吗？我是否还有机会走一趟莫斯科。我可以在30天之内推进到那里。千万不要等俄国人来打我们，到那时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军队已大部分裁减了。”战争停止才几个月，巴顿似乎已经把德国人的暴行忘却了。他开始重新看待他们，根据他们在未来反苏战争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来重新评价他们。在他眼中，德国人已经不是“德国蛮子”，而是联合反共反苏的坚强盟友。与此同时，德国的纳粹分子也从巴顿的言行中意识到：乔治·巴顿将军是他们的朋友，在巴代利亚，一些德国人甚至举着鲜花向他欢呼，“巴顿是我们的救星，他把我们从俄国强盗的手中拯救出来。”

巴顿坚持尽早与苏联摊牌和对纳粹分子的宽容政策，不仅使艾森豪威尔感到愤怒，而且使驻德国的美国军管政府的高级官员们都十分震惊。

7月下旬，巴顿到捷克斯洛伐克视察工作。他擅自下令迁走1500名纳粹战犯.以保护他们免遭捷克人民和政府的惩罚，这极大地激起了当地人的愤怒。9月，他雇佣了一个曾参加过德国党卫队的人，这又使他公开受到了批评。同时，他还为一批在二战中有污点的德国银行家和企业家辩护，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巴顿走得越来越远，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发生了。9月22日，巴顿在巴特特尔茨他的司令部里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时，对于将级军官的谈话不得援引的禁令刚刚取消，赴会的记者不多，但都是有备而来，准备从巴顿这里捕捉某些信息和畅销的新闻，所以提的问题都十分敏感尖锐。其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是关于巴顿对待纳粹分子的态度问题，记者们知道，此时最高司令部正在着手调查引起非议的巴顿对纳粹分子的处理，并已发现，至少有20名按规定应予清除的纳粹分子在巴顿扶植的谢菲尔政府中身居要职。

艾森豪威尔终于忍无可忍，他在赫希斯恃召见巴顿。巴顿意识到这是自己生涯中最严峻的时刻.他匆匆从巴伐利亚赶来，没有像往常那样穿着整洁庄重，也没有佩带他心爱的手枪，只是穿着简朴的士兵裤和夹克衫。会见进行了约两个小时，多恩博士和阿德科克少将当面出示了有关巴顿言行的调查材料。会见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宣布，解除巴顿第3集团军司令的职务。作者：刘文涛柯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