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清王朝可谓是多事之秋，外有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清政府不仅损兵折将，还要赔偿英法两国巨额赔款，就连首都也一度沦于敌手；内部则要面对愈演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以及与其一唱一和的北方捻军起义，西北还要面临回民暴动的威胁，清朝统治者面临巨大的统治危机。清朝地方当权派和中央执政者都在探寻解决危机的方法以及自强的道路，他们对统治危机的直观感受就是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来应对内外部的攻击，而这一武装力量的现实依照就是西方强大的舰队。当时洋务运动尚未展开，由中国自制现代蒸汽战舰没有近代重工业基础，清朝统治者将目光放在了向外国购买现代战舰上，而第一购买国理所当然的是屡次战胜自己的英国。1861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临时代理赫德向恭亲王奕訢提出购买英国现代战舰，建设清帝国海军的建议，恭亲王后将赫德建议奏报咸丰帝，得到允准，此事遂有条不紊的推行。不久之后咸丰帝病死热河，清政府最高权力中枢爆发了“祺祥政变”，恭亲王一派与两宫太后联合成功夺权。而南方的太平军则趁着清廷政局混乱，在忠王李秀成的带领下接连攻克沿海重镇宁波、杭州，威胁上海。

太平军进攻上海不仅会对清政府的海关税收造成重大打击（当时上海海关税收占全国海关总收入的一半），而且也严重威胁了英国在华利益。清政府更加急于拥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舰队来抵御太平军的进攻，英国政府此时对清政府求购军舰一事也不再犹豫，当时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外相罗素等人都对此事持积极态度，最终双方商定由回英休假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负责具体事宜。清政府与赫德协商，计划购买中型兵船3艘，小型兵船4艘以及军舰所需火炮弹药若干，赫德随后通知李泰国就近采购。本来此事只是简单的军火采购，但李泰国以及其背后的英国政府却借此看到了控制中国海上力量的机会，他们积极支持皇家海军官兵参加这支舰队，并任命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的皇家海军上校谢立德·阿思本为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李泰国更是私自设计了舰队旗帜，并将舰队名称改为“中英联合舰队”，后李泰国更是不经过中国政府擅自与阿思本签订合同，合同内容为:“中国现立外国兵船水师，阿思本允作总统四年。但除阿思本之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总统。”“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须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倘有中国官员，于各兵船之官员兵丁水手人等有所指告事件，则李泰国会同阿思本必得详细查办。”“李泰国应即日另行支领各员薪俸工食、各船经费等银两，足敷四年之数，存储待用。”

通过这一合同，即可看出这一“中英联合舰队”完全是李泰国或者说英国政府控制的武装力量，清政府花费重金购买的舰队，不仅不能调动就连人事任命也无权干预，活脱脱一个冤大头。不仅如此，今后中国不管是购买军舰还是组建海军都要听从阿思本的指挥，简直岂有此理！1863年5月李泰国回到上海，要求当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提海关银12万两支付购舰欠款和水兵薪水，由于与前订协议有悖，遭到李鸿章的断然拒绝，李泰国勃然大怒，转而向恭亲王告状并要求支付自己提出的费用，李鸿章也被激怒，扬言自己手握十万雄兵，不惧与李泰国的舰队一战，面对李鸿章的强硬态度，李泰国只好转而前往北京。到达北京后，李泰国又与总理衙门官员展开争论，要求清政府认可其与阿思本之间的合同。由于合同太过苛刻，总理衙门并没有答应李泰国的要求，双方重新展开协商最终达成《轮船章程》五条，其内容主要为:“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阿思本作为帮同总统，以四年为定。用兵地方听督抚节制调遣。阿思本由总理衙门发给札谕，俾有管带之权。此项兵船，随时挑选中国人上船学习。”经费每月供给，统归李泰国经理。此项《章程》虽然使中国获得了名义上的指挥权，但对于其能否实现，地方督抚并不抱乐观态度。

曾国藩、李鸿章对此最先表达不满和疑虑，曾国藩主张将各船分赏各国，一方面显示大国度量，另一方面也断了李泰国借以要挟的资本，李鸿章也在上奏总理衙门的奏折中表达了对李泰国的不信任。事情果然不出这两位政治老手所料，阿思本舰队抵达中国后，李泰国立马翻脸，拒绝承认前已达成的《轮船章程》，坚持要求清政府承认其与阿思本达成的合同，双方在总理衙门激烈争论20余天，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最终总理衙门作出裁撤阿思本舰队的决定，1863年11月23日，阿思本上校带领被遣散的舰队从上海驶回英国。此时，清政府此时已为这支舰队支付了9个月的薪工银，为了遣返舰队，又支付了37万多两的遣散费，还额外送给阿思本1万两，送给李泰国14000两，以后只陆续收回106.8万两。里外里赔了六七十万两银子，算是为与西方人在军火采购方面交了一笔不小的学费。

后记

:，阿思本将舰队中的“江苏”号、“厦门”号、“广东”号、“穆克德恩”号开到印度孟买，其中“广东”号和“穆克德恩”号卖给了印度政府，“江苏”号和“厦门”号被日本萨摩藩购去，“江苏”号改为“春日”号。其他4舰开回了英国，在伦敦拍卖。其中，“北京”号、“中国”号、“天津”号卖给了埃及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