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自辛亥以后又使中国内部惊起了巨大的波澜，使20世纪中期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创伤。自1926年的北伐开始，到1928年北伐军进入京津，中国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看似合作的光鲜表面，实则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政治风云，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后期抗日军队中主要领导人登场时期，时事造英雄也有了充分体现。

杨天石，笔名苏人、江东阳、吴之民、梁之彦等，江苏东台人，1936年2月15日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百年潮》杂志主编、《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杨天石作为学者曾多次访问日本、美国、韩国、法国、英国、德国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杨天石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二十余种。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读到蒋介石日记的人，他对蒋介石的研究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在《蒋介石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出版之时，他遭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受到国内某些人的争议。但他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观点，使国内的民国史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杨老先生的治学精神正是我们每一个学史、做史的人所需要具备的。

《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是由杨天石撰写、主编的一部书，1996年出版，是建国以来系统研究民国史的11册《中华民国史》的其中一套，该书也被认为是其中写的最好的一套。本卷所述，大略从1926年5月北伐先遣队入湘，到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京津，时间约两年多。其间，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由并肩对敌到彼此刀兵相见，盛极一时的北洋军阀由撑持半壁江山到终于覆灭收场。这是风雷激荡、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空前高扬的时期，也是风云变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因而内涵极为丰富、复杂的时期。

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是孙中山先生和许多英烈未竟事业的继续。它的战略目标是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小军阀集团。由于它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心所向，由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并有苏联援助，因此，进展迅速。在8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克两湖，下江西，平定福建、安徽、浙江、江苏，先后击溃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西南、东南的小军阀们纷纷望风归顺。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但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北伐军的内部也是暗流潮涌，中国内部又将掀起新的风云。杨天石老先生很好地为我们讲述了这一段历史，让我们对这个时期的历史有了大致的了解。

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统一了广东省，广西当局表示拥护国民政府，两广取得统一，中国南部形势得到改变，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创造了后方基地。同时北方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在同军阀进行着对抗，对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配合作用。同时，军阀长期的压迫统治给统治区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的人民群众都热烈盼望结束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再加上各军阀集团内部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也为北伐创造了条件。尽管总的形势对北伐有利，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却日益尖锐。中国内部的形势十分的激烈。

首先，关于北伐的决策，国民革命军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分裂。蒋介石面对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急于北伐，但共产党内部却有着巨大的分歧，苏联在华顾问反对过早行动，还在1926年初，苏联军事顾问就向苏联驻华使馆报告说：“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①]”3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在现代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②]”可见这个时候以苏联顾伟为主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愿意北伐的，同时也加速了蒋介石党内驱共的步伐。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分裂也就成了必然。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十分可笑的事，就是，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一直是处于一直尴尬的地位，在共产党内发着微弱的抗议，但最后承担责任的也是他。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国内的共产党是处于十分的弱势的，共产国际主导着党内政务。

但最终北伐的决议还是通过了。蒋介石早在1917年9月，即为孙中山起草的《对北军作战计划》，拟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再捣北京，以会师南京之时，划分第一、第二期作战，颇类似后日北伐战争。1926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规中原为上乎？抑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乎？殊难决定也。”蒋介石对北伐的热情从未减少过。6月9日，蒋介石与张静江、加伦商谈北伐战略。21日，军事委员会接受加伦提出的北伐战略。我们尚不评价蒋介石的功过对错，虽然历史给予蒋介石的定义是奸佞之流，但此时的蒋介石，面对北伐的局势，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制定合适的战略，也还是一个较为明智的统帅。但在北伐时期，蒋介石独断专行，又与初期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北伐政策制定后，中国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先后攻克两湖了、江西、福建、江苏、浙江等地。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与国民革命军采取的重要战略密不可分，它深深把握住了各大军阀的矛盾，采取“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策略，把他们一一消灭。在北伐中，也深刻地暴露了中国革命的不彻底性。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宣布独立，占地为王，形成各大实力派。但在我们了解的历史中，各军阀具有传统社会的一些软弱性。只知道为己谋利，民主的光辉可能从未想过。在北伐进行时，可以屈辱投降，然后倒戈转向，再然后又继续反叛。比如在北伐中的唐生智，原是吴佩孚的人，之后又和国民党合作。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社会信仰也只是说说而已。

北伐进行之时，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激烈的时候。北伐给了蒋介石巨大的权利，共产国际、苏俄、中共中央感受到了蒋介石的膨胀，企图扶植左派，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先后发动了迎汪运动、联席会议、迁都之争、恢复当权和三中全会。虽然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左派的胜利也只是在纸面上的胜利。诚如陈独秀所说：“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惟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所顾忌。[③]”。可以看出，陈独秀也已明白，共产党人此时的行为无疑于加剧矛盾，这更加速了此后蒋介石加紧剿共的步伐。也就决定了北伐战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北伐时期我们有一个不可能忽略掉的因素，就是列强的干涉。北伐战争时期，侵华列强软硬兼施，分化软化中国革命的行径，历来叙述的都是大而化之。杨天石先生以十年功夫在国内外奔走，广泛搜求，终于了解得较为清楚。其中，英国的保守谦慢，日本的怀柔和威胁并用，英国的长远打算静观等待，手段各异，变化多端，都在作者笔下表现详尽。也被认为是这本书的精华之处。就“四一二政变”来说。4月7日，日、英、美、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达成协议，联合向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分别提出不带时限的通牒，要求迅速解决宁案所造成的局势。4月11日，分送通牒。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拒收联名通牒。蒋介石的代表白崇禧在上海不仅接受了联名通牒，而且通过郭泰祺向矢田保证：“上海时局可望顷刻之间彻底安定”[④]。果然，通牒送交后不到10小时，蒋介石集团就发动了叛变。列强对中国的干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但这也是近代中国以来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杨老先生的这本书，以时间线为特点，对仅有两年的历史，给我们叙述得详尽清楚，好像历史又出现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又深刻地了解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尽管历史已经成了历史，功过无人能评，杨老先生以一部叙述的历史给我们还原了最真实的历史。以史为鉴，不忘历史。

[①]

ReportontheNationalRevolutionArmyandtheKuominatang,Early1926,

C.M

.Wilburand

J.L

.How,MissionariesofRevolu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9,pp,613-614.

[②]PloblemsofOurPolicywithrespecttoChinaandJapan,LeonTrotskyonChina,MonadPress,NewYork,1976,pp.107-108.

[③]《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561页

[④]《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1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