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简单来说抓住了两个字:一个是农,一个是兵。这两个字对统治者来说是最重要的。
商鞅认为,要让老百始专注务农。专注务农有四大好处:
第一个好处,老百姓专心务农就朴实,朴实就方便被奴役。(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
第二个好处,专心务农的老百姓就踏实诚信,就能被动员去帮你守城作战。(信可以守战也。)
第三个好处,专心务农,就不会有什么欺诈之事儿,因为没什么可骗的,就会把土地看得比天大,您就能随时随地抓到他们。(壹则少诈而重居。)
第四个好处,专心务农就方便进行明确、规范的赏罚,方便随时调动,帮您去别的国家打仗。(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
为了让百姓能专心务农,商鞅还特别指出,一定要防范五种“坏分子”,他们属于国家的蛀虫,这种人多了国家就完了。
第一种,那些空谈游说的人多了,老百姓们就容易被引导得爱瞎逛、喜欢胡说八道,从而轻蔑君主。(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
第二种,那些隐逸江湖、貌似很高深的人多了,老百姓们就会被引导得疏远君主,还爱妄议国家大政方针。(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
第三种,那些好勇斗狠的人多了,老百姓们就会被引导得天天争强好胜,不拿官府的话当回事。(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
第四种,那些有手艺的人多了,老百姓的心就飘了,还爱满世界迁徙干买卖去。(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
第五种,做买卖的人多了,他们有钱又有闲,就会成立自己的社团去影响君主的决策。(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
这五种人多了,田地就荒了,咱们国家就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爱胡说的人靠的是他那张嘴;貌似很高深的人靠的是他那颗心;爱斗狠的人凭的是自己的激素;手艺人靠的是自己的那双巧手;商人靠的是他的脑子和资本。
这五种人都有一个特点:可以靠自己生存。所以,你作为统治者根本抓不住这五种人!
这五种人安身立命的资本能够随身携带,所以人家四海为家,满世界乱窜,稍微不顺心,人家就移民了;这帮人多了,连尧舜都治不好。(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
这五种人不仅逮不着、控制不了,他们还会像病毒一样把能控制的人也发展成他们这样的。
因为这五种“坏分子”,弄得老百姓们都不想种地、打仗了。这个风气太坏了,人人都在张着大嘴博富贵,往低买高卖的方向去经商,从事农耕的人越来越少,辛辛苦苦地耕作反而养着这帮社会的蛀虫。
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霸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
所以,一定要消灭那五种人,把所有人都变成农民。
怎么做呢?重税。重税下让他们觉得还不如去种粮食,这样人就会回到种地上。
怎么保证让境内所有的待宰羔羊全都乖乖地回去种地呢?
法律!严刑峻法!不听话就弄死他!
得加重刑罚,慎用赏赐。(王者刑九赏一。)而且,不光刑罚多就行了,还得刑罚狠!必须得是小罪重刑,让百姓一点儿错都不敢犯,这国家才能强大。(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
必须株连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这样老百姓就彻底不敢犯法了。(罪死不赦,刑及三族,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
在这个理论下,商鞅开始了富国强兵的改革,针对变法做了很多事。但细致总结后,基本可以归为两大类,一个是土改,一个是军改。
先说土改。
土改的第一件事是,所有的领土不再分封,将整个秦国的领土划分为三十一个县。郡县制的建立完美解决了分封制度最大的弊端,为今后中国历史的中央集权制铺平了道路。
土改的第二件事是,改变田制和纳税方式。
废除了过去的井田制,商鞅将所有的秦国农地开阡陌,设道路网,把农村分成一块块均等大小的土地,这就使得土地计算变得可视化了,然后将土地登记造册后,授给农民。
随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我分给你田了,针对这块田我每年估算出一个收获量,你要给我交多少粮食、交多少草料。你多种少种我不管,自负盈亏。(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
到了日子不交粮,按照大秦的律法就要砍脚。所以就倒逼着所有农民拼了命地干活儿。
土地造册,分授农民,将老百姓都控制到土地上之后,商鞅进行了划时代的高科技改革——户籍制度。
商鞅将秦国的政权结构设计为了郡、县、乡、亭、里、什、伍的金字塔结构。五家为一伍,领导是伍长;十家为一什,领导是什长;百家为一里,领导是里长;十里为一亭,领导是亭长;十亭为一乡,领导是乡长;十乡为一县,领导是县令或县长(万户为令,小于万户为长);十县为一郡,领导是郡守。
上面都是主管领导,领导的身边还有一堆副手。
县有丞、尉、斗食、佐史等吏;乡有秩、啬夫(负责司法和赋税)、游徼(辖区治安);亭有求盗(负责治安)、亭父(负责后勤)各一人。
上述岗位下面还有各种细分,总之层层负责、层层落实,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一条线地追查下去,然后严刑峻法!
土改的第三件事是移民。
秦国以东的人口要比西边的人口多很多。看到东边的地不够种,而西边的地却都荒着,商鞅大笔一挥,对西部进行大开发。都给我移民!跑得快的有地种,谁种了就归谁。
秦国的广大底层人民沸腾了,大量的无产者因此踏上了西进的道路。而且,秦国不光搞国内分流,还在国际上招徕非法移民。
由于韩、赵、魏地处中原,且开发较早,所以人口底子好,地少人多。秦国瞄准这一点大肆宣传,鼓励非法偷渡,只要来了就给地、给优惠政策,从而大量的三晋公民变成了“西大荒”的建设者。
土改的最后一件事是统一度量标准。
统一度量有两个重点应用:利于征税、废除货币。
过去的度量标准有很多种,比如张村是碗,李村是锅,王村是瓶,这在征税时就很不方便。每个村都得解释,每个村都得换算,特别费劲。
商鞅对货币始终抱有敌视的态度,用他的话说:“金生而栗死,栗死而金生。”
在他的眼里,这两种东西是有你没我的状态,老百姓们干上买卖就不好好种地,满脑子小算计,没法糊弄。
商鞅在统一度量后废除了秦国的货币,百姓间的交换变成了以物易物,经济发展一朝回到了之前。但不得不说,这种政策确实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国力,让人民变为没有选择的农民。
接下来的军改,将完美地和土改契合成为一个整体,将秦国打造成了一个杀戮机器。
军改的第一件事:明确赏罚标准,进行爵位奖励,设计二十级军爵制。这二十级军爵的获取手段极具排他性,晋级方法只有一个:杀敌。
今后在战场上,每杀一个人,就拿脑袋回来领赏,除了脑袋什么也不认,每砍一个敌首,升一级。这就是“首级”一词的由来。
今后再立了军功,有地、有奴隶、有赏赐,而且非常好量化,也不糊弄人,拿脑袋来就有赏。所以,今后秦国人再上战场,看见敌人根本就顾不上害怕,光剩兴奋了。你的脑袋就是我的宝贝,今天高低宰了你。
爵位不好获得,只有上战场这一条途径,任凭你过去是什么贵族,全都不好使。此时,谁的胳膊粗能砍脑袋,谁就是老大。
这样一来,固有的利益集团被极大地削弱了。贵族大佬们传了好多辈的爵位,到这时非得让人家去砍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砍不动人。所以,贵族大佬们都恨死了商鞅。
军爵制度的开创,抹平了贱民与贵族的差距,谁都可以通过砍人来改变命运。
通过拼命得来的爵位,还可以享有以下好处:
第一,你将来如果犯事了,爵位可以抵罪。
第二,国家的住房、衣服,都有分级,不是有钱就能享受的,你还得有资格。
想刷存在感、想穿好衣服、想住大房子,必须拿军功来换,再没有第二条路能够满足你的虚荣心。
而且,商鞅想得很远,爵位不可世袭,这非常好地解决了几十年后的军功集团问题。
例如,魏国的“魏武卒”,刚刚组建后战力惊人,逮谁灭谁。但几十年后,“魏武卒”变成了“魏武大爷”,这群高待遇的老士兵和他们的家族反而成了国家的巨大负担。
不过,商鞅还是加了一个晋级爵位的小补丁:虽然你自然死亡爵位就没了,但是如果你战死沙场,就不一样了!只要死在战场上,你的儿子就可以继承你的爵位。
什么意思呢?
就是逼着你在战场上不怕死啊。
这一增补条款更加激发了秦军的视死如归精神,我砍死你,我就赚了;我要是被你砍死了,我的儿子还能继承我的待遇,将来接着砍你和你的儿子。
一般大战之后,全军要把所获敌人的首级示众三天并加以核实。三天公示无误后,按功赏士兵爵位和待遇。县里的地方官员如果三天后没有落实奖励登记,他就会被撤职、判重刑。
秦国领导人坚决保证将士们的利益不受损,兵役制度被延伸到了更广泛的地区、更底层的民众之中。
国家的军备力量瞬间被扩大,并都摆在了纸面上。
有多少人,能用多少人,后备力量多少人,统治者一目了然。在那个时代,统治者心中有数绝对是最大的军事优势。
军改的第二件事:明确了具体的兵役制度。男子的年龄到了二十岁,国家就得给分地,让他种三年。三年后,他就应该攒出一年的粮食了,然后二十三岁时带着人和粮食为国家服役去。
正规服役期为两年,第一年上前线打仗,第二年当宫廷的卫士。服役期满后,如果你还活着,退回乡里恢复良民身份;有特殊事情时再进行征调,征调也会规定期限进行轮调,不会只可着你这一只羊薅羊毛。
如果这一大通折腾下来,你居然很幸运地活到了五十六岁,那么你就再也不用害怕国家的兵役制度了。
估计商鞅搞过人口普查,他知道秦国人普遍都活不过五十五岁。
军改的第三件事:连坐制度。
军制中,五人为一伍,一人逃跑,其余四个人都要受刑,想不受刑就得拿一颗首级来免罪。每五人设有“屯长”,一百人设有一“将”,屯长和将打仗必须得玩命,拿不到敌军的脑袋回来就得死;但是如果将官战死了,手下人也要受刑,这又逼着手下这帮当兵的去玩命保护自己的长官。万一长官实在没保住,没关系,还有最后一条路,接着杀敌,回来拿着敌军的脑袋就能免罪了。
商鞅这脑瓜子真是绝了!
秦国攻城时最吓人,很多小分队,每队分十八人陷阵兵,最先冲上去的记头功,最后上去的记末等功,有两次末等功就完蛋了。
每个陷阵分队如果能斩得敌人五颗首级,这个队的每个士兵就获得爵位一级;如果腿肚子软了、了,就在千人围观下遭受脸上刺字的侮辱。
在日常生活中,各地也严格落实连坐制度,将五家编为一伍,采取连坐法。对于反政府的行为,告密者记视同取得首级一个的功劳;藏奸者,五家一同连坐。
藏奸者的下场很惨,最惨的死法叫“五马分尸”。在当时,每个村的老百姓几乎都被这种死法震慑过,不过天道好轮回,最后商鞅自己也感受了一把。
私自斗殴者也会遭到严厉的刑罚,惩罚程度保证你下次再看见本国人民只会拥抱。
商鞅的思维是,要打架到国外打去,你们都是农民,都要给我老老实实地种地,激素去战场或卧室里释放,要么给我杀敌,要么给我生娃,谁敢打架就办谁!
土改与军改让秦国百姓变成了只有两种人:农民与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
在商鞅看来,人人种地,粮食就多;粮食多,养活的人就越多;养活的人越多,种地的和打仗的人就越多;打仗的人越多,抢来的地就越多;地越多,粮食就越多……周而复始。
他有一个著名的论调:要让所有的国民始终处于贫困线上,最好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
民愚则易控,民智则国乱。
让他们每天傻乎乎地光顾着干活儿,这样最好统治。
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变法,将秦国变成了杀戮机器,也为今后中国古代历代政权的重农抑商,以及政权对商业的蔑视和制度打压的风气,开了个非常不好的头。
在商鞅变法后,秦国强大了。商鞅的变法,在秦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我们要从更深层次看,为什么商鞅的变法会成功?或者说,商鞅变法为什么会在秦国获得成功?
我们知道,魏国的李悝变法,在魏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帮助魏国成为战国初期霸主。但后来,由于变法的不彻底性,魏国逐渐衰落。
后来吴起在逃离魏国后(被宫廷政治陷害),在楚国也依样画葫芦般搞了变法,但都仅仅是短时间内使国力得到了有限的提高,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法的效果也越来越有限。
只有商鞅的变法像轰隆隆开动了的战争机器,根本就停不下来。
有人说商鞅的变法坚决,李悝的变法不坚决。
有人说商鞅的变法敢于得罪人,李悝的变法不敢得罪人,一直在既得利益周围绕圈子。
例如,商鞅和李悝都说了废除世袭制度,但却只有商鞅坚定地执行了军爵制度。
例如,两种变法都强调了废“井田”改“授田”,但实际上只有秦国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
例如,两个人都在军事改革上花费了大力气,但魏国仅仅在短期内培养出了“魏武卒”,后期还渐渐成了税收乏力的大难题;而商鞅却成功地将统治者自己欲望的杀伐兼并,变成了一场人民战争。
是两人在执行力上有差距吗?对,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执行力不是根本原因,从春秋至战国,好几百年间,如此多的名相为什么都没有做到过如此成功彻底的变革呢?
仔细分析后,只能说这是在诸多凑巧中的一系列因缘际会。
原因一:当时的商鞅,赶上了想出息的秦孝公,这点很重要。
每一次改革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领导人欲求变,而且不是三天热度,而是发自内心的,这点就往往是过上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碰上的机会。
秦孝公遇到的商鞅,如此的政务型天才,既能提出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纲领,又有执行力,这种人才往往也是几十年才出一个。
不过更重要的在于:当时的秦国很落后,这恰恰是变法能够成功的关键。
为什么落后者反而能成功呢?因为阻力少。
由于中原各国发展得较早,国家内部经过数百年的耕耘,早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即便经过了艰难的合并与整合,统治者往往还是难以将资源统一集中起来。你变的每一项法,动的都是别人的利益,你挡人家的财路,人家就该断你的生路了。
但秦国因为起步晚,而且一直被其他国家当作蛮夷,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比较落后,所以国内的利益关系更为简单,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这也是商鞅的铁腕行动可以进行到底的一个原因。
商鞅之所以能顺利地进行铁腕行动,在于秦孝公在后面能站得住台。而秦孝公能站得住台,本身也在于能够威胁到他的利益群体并不多,所以他还可以镇得住。
也可以说,秦国在变法前,就具有成为专制国家的基本条件。
例如,实行军爵制,之前的贵族世袭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再如,向西边移民,说移就移了。
说到底,还是因为秦国地多。国家之所以能够大批量地派官员下郡县去当官,是因为原本那个地方就没有被分封出去。
这样看来,秦国一切成功的根源,在于它原本的落后。
“先胖不算胖”似乎是个永恒的历史命题,最后在乱世中出手清盘的人,往往就是那个开始时并不起眼的人,如刘邦、司马懿、朱元璋、多尔衮。
秦国因为独特的历史机遇,开启了兼并六国的开关。
在孝公一朝,秦国兼并河西之地,与魏国共享黄河天险,占据崤函之地,筑函谷关、武关,自此控天下之咽喉。进则东出楚、魏,可入中原;退则据关河之险,足以自固。
秦统一中国之基,就此奠定!后世秦王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功业种种,始于商鞅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