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春荣

导读：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本名双，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文学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在瞿秋白这36年的短暂生涯里，最自由、热血的时光要属他在苏区的日子，今天是瞿秋白诞辰123周年，让我们走进瞿秋白，感受那段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

1933年冬的一天晚上，一位叫袁孟超（即袁家镛）的人来到瞿秋白家，对瞿秋白说：“中央有电报来要你去中央苏区。”瞿秋白听了中央电报内容的传达后，“毫不迟疑地回答：‘想去很久了’”。

带着这种渴望的心情，瞿秋白在等候动身去苏区的前几天，除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抓紧整理其文学译著外，还特意抽出时间与鲁迅和茅盾（沈雁冰）话别，安排自己走后妻子的学习。他当然希望能和妻子一道去苏区，但在得到组织上允以找到接替杨之华工作的人即可安排的答复后，他也就释然了，并对未来的团聚充满期待。可惜杨之华一直很忙，后来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机关却被破获得越来越多，去苏区的交通也断了，杨之华终未能去成苏区。

1934年新年过后不久，瞿秋白告别妻子，踏上去苏区的行程。半个月后，杨之华收到瞿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条子，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这里所说的“老家”“天堂”，显然是指他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

瞿秋白对苏区的关切、向往之情，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由来已久。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的革命者，瞿秋白很早就意识到：要在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任务，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而，他支持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书的出版发行，并为之作序；在《共产国际》第1期上发表《中国苏维埃革命》，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

他临危受命，主持党紧急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进一步部署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此后，他把这些政治理念的实现寄托在苏区，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的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上。

对于身处国民党反动当局严重的白色恐怖威胁下，又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却不得不东躲西藏、疲于奔命的瞿秋白来说，向往党领导下的、可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尽情沐浴和煦阳光；可以广泛接触工农、了解工农，以弥补自己的知识分子缺陷；可以放手实施自己的文艺大众化主张，推进苏维埃文艺运动；甚而可以做更多的理论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以尽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中央苏区，就是情理中的事，太自然了。

如今，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未能到职视事的教育人民委员终于要走马上任，瞿秋白怎能不由衷地发出“想去很久了”的感叹呢？又怎能不把憧憬已久的苏区礼赞为“不可想象的天堂”呢？而让他得以了却夙愿的，正是博古和博古中央。

“秋白在苏区是很愉快的”，“完全变了一个人”

杨之华在《忆秋白》中动情地谈到瞿秋白在苏区的工作、生活及精神状态。她说：“有不少同志告诉我，秋白在苏区是很愉快的。”“那时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同志对我说：‘秋白同志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维埃大学直接负责人是我，但他（瞿秋白兼任了苏维埃大学校长）关心政治教育的每一课程和每一次学习讨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十分愉快。’”

为便于工作，瞿秋白学会了骑马。“同志们见了都很欣喜，说：‘秋白同志年轻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多么活跃！’”

瞿秋白之所以在苏区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精神十分愉快，显然是因为他生活在自己的国度（赤色中国）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交往着真诚友爱的同志，从事有意义且熟悉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上海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瑞金，瞿秋白除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委委员、教育部部长外，还兼任了教育部所属艺术局负责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以及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少共苏区中央局联合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社长兼主编。他以自己的才华与汗水，凭着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苏区的教育、艺术、新闻出版及群众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可喜的建树。用时任教育部秘书庄东晓的话来说，他为苏维埃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一个崭新的宏伟的蓝图。

瞿秋白对苏区教育的突出贡献，在于抓紧抓实了苏区教育的制度化建设，使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在办学方针、教学原则、课程设置、师资建设，以及教育行政管理等各方面，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他对苏区革命文艺运动和艺术教育的贡献，也是十分突出的。他到瑞金不久，便提议将工农剧社附设的蓝衫团学校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他对校长李伯钊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瞿秋白为苏区文艺事业所作的努力与贡献，成为党的文艺工作优良传统的一部分。

瞿秋白在瑞金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整整一年，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亲力亲为，克服人少事多条件差的困难，把《红色中华》办得有声有色、生机勃勃，使之发挥了党报应有的作用，而且把这张报纸坚持办到最后一刻。

他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继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名义，照常出版《红色中华》，以迷惑敌人、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突围。而此时报社的人手更少，稿源更缺，印刷发行的条件更差。瞿秋白以坚强的党性，不顾病体折磨，一人顶几人用，调动身边同志积极性，硬是保证了报纸正常出版，从而实现了中央的要求。

瞿秋白在瑞金，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学习、生活及精神状态的积极变化及对苏区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事业的卓越贡献，一方面雄辩地说明他的调离上海、进入苏区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恰到好处，大有益于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证明了博古、博古中央对瞿秋白是充分爱护、尊重和信任的，完全没有对他进行所谓的“迫害”“控制”的“阴谋”。

红军长征时“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其中就有瞿秋白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及党、政、军、群中枢机关等8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突围，即长征。瞿秋白未能参与突围，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此事往往被后来的一些人或猜疑、或武断、或学舌地说成是博古对他的“抛弃”“陷害”。然则事实究竟如何呢？

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缩小到只剩瑞金、兴国、宁都、石城、会昌、于都、长汀等几个县，土地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中共中央据此对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周密布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仍保存了一套架子，并因此留下了一批干部。在中央一级，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作为留守及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

同时留下了一批红军和地方武装，作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给留下的领导机关和红军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和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区及周边开展游击战争，准备配合野战军反攻，收复敌占区，重建苏区。为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就需要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并熟悉某方面工作，在当地又有密切联系并对地方有相当了解的高级干部留下。自然，领导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更不能没有高素质、担负更大责任的高级干部。

因而，中共中央留下了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梁柏台、何叔衡、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分别组成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博古在延安时期所作的笔记手稿扼要地记述了这件事，他写道：“中央苏区退出时，由于对形势——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的估计不足，致各级仍保存一套架子，由于这，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潭秋、宣传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其余江西曾山书记、福建汪金得（祥）、鄂赣刘伯坚……”

毛泽东事后对此评价道：“红军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很多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共产党人现在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们的英雄品质。”“他们所进行的后卫战，使得红军主力在国民党能够调动足够的军队在行军道上包围和消灭他们以前，就已经走得很远了。”朱德也在1937年春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司法委员何叔衡和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未走。”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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