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开始接触非洲后，我才遇见了各种各样的“颜色盒子”，并由此开始思考有关种族的偏差、偏见与歧视。

1. 黑色的盒子

我第一次面对一群黑人，是在公司的一场接待中，来访的是一众非洲政要。我提前一周开始准备，努力背下那些绕口的、中文翻译长达十字的姓名：XXXXX·XXXXX先生、XXXX·XXXXXX先生……；反复记忆他们的黑白护照照片：胖的、瘦的、戴眼镜的……

终于，到了接待那天，我们携鲜花在机场门口等待。凌晨时分，天早已漆黑，贵宾通道漏出的灯光显得黯淡凄凉。我拿出随身携带的贵宾名字和照片，准备像见到故人一样熟练地恭迎来宾。

不知等了多久，一行七人出来，我——

啊？

我傻了眼，大家怎么看上去一模一样？雨夜模糊了视线，脑子也打了结。我躲在后面，大气不出。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酒店叫贵宾用餐。

在自助餐厅环视一圈后，我确信其中一位还未前来用餐。我热情地向宾客走去。“早上好。请问您看到XXXXX·XXXXX先生了吗？”

“我就是XXXXX·XXXXX。”

“哦，哦哦……实在不好意思……”

我退到一边，质问自己：我怎么会认错呢？难道我也怀有潜在的种族偏见？明明这些人各不相同，但在我眼中，却模糊成了相似的轮廓。

2. 黄色的盒子

来到撒哈拉以南的坦桑尼亚，我也变成了一个轮廓。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当地读书会，读的是华裔美国作家匡灵秀的《黄脸》，这本畅销书讽刺了被当作政治正确的种族多样性。由于我是当地读书会里唯一一个外族人——华人，大家觉得让我来主持这次读书会再合适不过。

玻璃房里，我坐在长木桌的桌首，左边坐的是我的好朋友——医生阿玛尼，右边坐的是丰满知性的布拉赫。布拉赫三周前刚去过广东，她看到我，立马说，“我见过你。”

我摇头，确信我们从未谋面。

“真的。你们长得一模一样，连身材都一样。”

布拉赫给我们看了照片，我和阿玛尼频频摇头。

读书会的摄影师里克也走了过来。我一直看他眼熟，后来终于想起来我曾在摄影节与他有过一面之缘。

里克说，“不像。”

“是因为刘海吧。”布拉赫反驳。我有刘海，照片里那个姑娘没有。

“不是。眼睛不一样，连嘴巴都不一样。”里克说。

很明显，摄影师对人脸更加敏感。在《黄脸》里，白人女主装作亚裔作家，里克最大的疑惑就是，白人怎么能通过化妆和光线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亚洲人？

听到这个问题后，布拉赫笑着做了一个咪咪眼的表情。当然，她并无恶意，我也没有当真。倒是这个经常自称“nigger”、让我一听见就胆战心惊的阿玛尼，因怕我不悦而显得不安。

3. 白色的盒子

某个黑黢黢的傍晚，站在二楼食堂的公司小厨师正想方设法躲在同事龙弟身后。原来，刚刚楼下的露天泳池里走出来一个白人美女，小厨师用结巴的英语吼了句，“你来自哪里？”

“坦桑。”女孩向上望。“是谁在问？”

“坦桑？真的？”

“真的。”

“我不信。”

这时，我从食堂下楼，准备冲去上厕所。这个小巧玲珑的女孩看到我，立马问道，“刚刚是谁在说话？”

我让女孩无需理会，但她却执意要知道。她叫莎莎，挪威坦桑混血，也住在小区。后来我得知，她坚持问的原因是她经常被当作外国人，童年时甚至被本国同学嘲作“白化病猴子”“没有条纹的斑马”。她本想好好争论一番。

混血真是神奇。我见过莎莎和她的姐姐妹妹——她们有的像白人，有的像黑人，有的像拉丁裔。我向龙弟惊叹道，“太奇妙了，她们姐妹几个，莎莎那么白，她的姐姐又完全是黑皮肤。”

“莎莎不白呀。”龙弟说。“还没你白。”

我一直以为龙弟是在胡说，直到我看到自己和莎莎的合照。那一刻，我意识到，大脑太过简单，总习惯套用既有的面孔模板与原型——她白人的五官和纤细的身材，让我的初始认知出了偏差。莎莎的确是小麦肤色。

4. 盒子的原理

不过，我身边有很多常驻非洲的老同事，他们仍然难以区分黑色面孔。对此，社会认知模型做出了分析：每个人都会在心理上将他人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这一划分显著影响了我们的认知过程。我们更倾向于将外群体成员进行类别化认知，而对内群体成员则采用个体化处理。类别化思维依赖于社会类别标签，而忽视个体的独特性。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学者通常将两种模型综合起来解释该现象。学者指出，类别本身可以起到一种信号作用，向认知者传递某个目标身份是重要还是无关紧要的信息。

因此，一些类别——包括内群体成员——会发出“该面孔身份值得记忆”的信号，而其他类别——包括外群体成员——则可能传递出“该面孔身份无关紧要”的信号。

就在我误认非洲高官的那天下午，座谈会上，我要求自己仔细辨识贵宾。我发现，主领队是个国家领导，高高瘦瘦，留着白色络腮胡，额头上有叩头祈祷时留下的的黑青色痕迹，显然是虔诚的穆斯林。他英语不太流利，寡言中透出一股带着书生气的渊博。

他旁边坐的是另一位国家领导，矮矮胖胖，戴着黑框眼镜。他在争论中气势汹汹，频频施压。

两位领导两边还坐着穿鲜艳西服的时髦大使、戴金属框眼镜的局长和穿短袖的青年专家。

他们毫不相同。

5. 强加的盒子

在坦桑，我发现，许多前往美国的非洲人往往会经历一次关于肤色优劣的“意识觉醒”。

艺术家朋友基法伊告诉我，在坦桑尼亚长大时，他从未思考过“种族”，也从未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直到十几年前，二十出头的他来到美国申请州身份证（State ID）和驾照时，发现需要填写种族信息。选项包括：白人、黑人、原住民、亚洲人等等。他一时愣住——没有“坦桑人”？没有“非洲人”？他想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在这里被归为“黑人”。

基法伊在《色调》（Tone）中呈现了这一自我发现的旅程。画中，一名男子凝视着自己的双手，这一姿态寓意着他将“意识到肤色在社会中所承载的意义，感受到与他人困境的共鸣，并开始深层次地思考自己在美国这个多元社会中的位置。”

基法伊说自己很喜欢在美国的生活，但他并不羡慕那些在美国长大的黑人。“在那里，要么白，要么黑，一切都取决于你的肤色。”

著名作家阿迪契与基法伊的经历如出一辙。她曾在采访中表示，在尼日利亚长大时，她根本无需思考“种族”这个概念，直到来到美国后，她才“变成了黑人”。

由于黑色被贴上太多负面刻板印象，阿迪契初到美国时曾对黑人身份心生抵触。她强调自己是尼日利亚人，甚至是非洲人。“这也是我对美国种族主义的一种承认，”她坦言，“也就是说，如果‘黑人’这个身份是中性的，我根本不需要回避。”

为了弄明白种族问题，阿迪契开始学习非裔美国历史。当她读到后奴隶制和后重建时期的吉姆·克劳法时——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法，她理解了这种歧视的根源，也做出了反偏见、反歧视的选择：她开始认同自己的黑色身份。

6. 混乱的盒子

就在辨认黑色面孔变得愈发轻松时，我又对肤色的判断生出了新的迟疑。

一天，公司司机尼可告诉我，“斯蒂夫是白人。”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分明是黑皮肤。不过，想到之前对莎莎的误判，我也不敢笃定反驳。

在众多司机中，我和斯蒂夫的关系最为亲近。他来自乞力马扎罗附近，是查加族（Chaga）与恩戈尼族（Ngoni）的混血。英语流利的他在乌干达就读国际高中后，做过导游，也涉足生意。

我们初次见面时，他送给我两本父亲留下的书。他说，父亲酷爱读书，还写过一本关于乌坦战争的回忆录。我对这位未曾谋面的老人心生敬意。

这下，我恍然大悟，不自觉地、懒惰地用偏见断定：原来他学识渊博的父亲是个白人。

“不不不。”斯蒂夫在我询问时连忙解释道，“我父母都是坦桑当地人，都是黑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明白尼可为何信口开河，直到我读了当地读书会所选书目——非裔美国作家艾丽斯·沃克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书中写道，一位黑人男孩向家里介绍他心爱的女孩时，称她肤色很明亮。见到女孩后，家里人意识到，“哈珀太黑了，所以才觉得她肤色亮白，实际上，她并没有那么明亮。她的皮肤显然是中等棕色，像精美家具的那种亮色。”

《紫色》对黑色描写颇多，包括美国非裔的黑色、印第安人的黑色、偏黄的黑色、假装成白色的黑色，以及非洲的黑色——有些“比黑还黑，他黑得发蓝”，有些是“巧克力棕，不是那种黑色”。

这些黑色与处于审美与权力顶端的白色形成鲜明对比，构筑了优劣的等级意识。在书里，大多数美国白人眼中，它们只是模糊的黑色；而在书里的美国黑人眼中，这些颜色则变得错综复杂，甚至可以说带有族群内部的色阶主义（Colorism）：浅黑被视为亮白，黄色则趋近白色……

那些本应普通中性的颜色，被强加了社会身份的标签。

7. 盒子的消失

如果颜色没有高低之分，那么带着成见的“颜色盒子”也就不复存在。

如今，全球化、互联网与人口流动早已成为常态。即便在种族结构几近单一的中国，“一白遮百丑”的审美取向映照出颜色盒子的等级秩序。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前来中国求学和经商的黑人，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偏见，甚至歧视。

阿玛尼曾在那次《黄脸》读书会后，以安慰的语气对我说：“我在中国待过，知道外国人有时很难，小孩会围着他叫，‘黑人！黑人！’”他还说，许多中国人都分不清黑人的脸。一次，他和朋友在超市买东西，超市阿姨看到朋友的屏保，说，“你这张照片照得不错。”事实是，那张照片并不是他的朋友。是奥巴马。

也有记者曾随机询问广州居民为何讨厌黑人——中国的黑人主要聚集在广州，大多前来经商。对此问题，居民的回答充满刻板印象，比如，“三非”“不洗澡，很脏”“天生狐臭，味道很呛”“有些会贩毒”“总闹事”“为了居留骗走中国女孩”等等。

偏见往往藏在脑海之中，歧视则是将这种想法付诸行动。在互联网上，对黑人的恶评充斥其中，甚至有人将甜蜜的中非爱情剪辑成中国女子遭受非洲丈夫家暴的情节，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生活。

偏差源于直觉，偏见生于懈怠，而歧视起于选择。要消灭恶意的颜色盒子，我们永远不该选择歧视。至于偏见，正如消除偏差始于对自身局限的觉察，我们也需在本能的类别化之后，凭借改善的动机，主动迈向对他者的个体化理解。

未来的世界既无法也无须彻底摆脱颜色盒子的存在。重要的是，看见盒子之外，走向盒子之后。那些盒子可以共存、可以重叠，它们蕴藏着无限的可能，而非注定的恶意。

只有挣脱偏差与偏见的桎梏，我们才能靠近真实与正义。

愿我们不再一概而论，却始终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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