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至24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举行。经项目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评委投票选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们是：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等十个项目。

本届推介活动共收到30个参评考古项目，经过初评、终评等环节选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为什么是这十个项目入选“十大”？近日，国家文物局也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对参评项目做了介绍。其中，也详细介绍了这十个项目的重大意义，摘要如下：

1.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东亚现代人的由来是学术界与公众聚焦的热点问题，以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遗址为代表的濛溪河遗址群，为揭开这个谜题提供了系统性全新证据。遗址饱水的埋藏环境极为罕见地保存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远古社会，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的“全科型”遗址，是现代人起源扩散阶段唯一发现有丰富植物的遗址，并确认了系列国内国际最早阶段的行为现代性证据。清晰展现出百万年人类史关键节点上的历史场景，填补现代人演化研究的关键时间、空间及人类行为、文化空白，有力地证明了过去认为相对“滞后”的东亚古人类并不沉寂，相反，其石器技术不仅继承了本地传统，并相当活跃地发展出各类复杂的现代性行为，是对一系列国际重大学术问题特别是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和源远流长的早期文化发展认识的重大突破。

2.浙江仙居下汤遗址

下汤遗址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遗迹丰富，类型齐备，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聚落结构。

中心台地与外围人工土台的关系体现了向心式的社会结构，各土台可能对应于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这是新石器早期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而高等级墓葬的出现，刷新了对早期社会进程的认知。

下汤遗址历经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纵贯新石器时代的始终，确立和完善了本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是我国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对一万年文化史、一万年文明起步的重要实证。并且，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普遍不明晰的学术背景下，下汤为研究早期农业社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样本。

3.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为寺洼文化命名地。遗址西靠九龙山，面向洮河，面积约200万平方米。1924年，安特生首次发现该遗址，1945年夏鼐在此开展考古发掘。2018-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遗址开展7次发掘，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发现并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大型“围壕（沟）”；“围壕”内侧内涵丰富，发现多处手工业生产生活区；“围壕”外侧，发现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

4.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玛不错遗址位于中印、中不边境的西藏中南部康马县嘎拉乡政府驻地东北面的玛不错湖岸，地处喜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4410-4430米。

玛不错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第一次突破了西藏新石器化进程的时空范围。该遗址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自身文化特色鲜明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

玛不错遗址第二、三期的文化面貌明显有别于已发现的其他遗址，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玛不错文化”。这一发现是继卡若、曲贡遗址之后，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又一座里程碑。

玛不错遗址发现的众多外来遗存，如稻、粟、黍、海贝、象牙、羊、青铜器、滑石珠、费昂斯、红玉髓等，不仅填补了跨区域文化交流的诸多空白，而且对于研究极端环境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玛不错遗址是西藏中部地区发现超过距今4000年前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仅为构建史前西藏社会历史和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而且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

5.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西北郊，现行政规划隶属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叶店村。遗址地处江汉平原东北缘，南邻长江的支流府河，东距长江干流仅10余千米。盘龙城遗址发现于1954年，并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展开过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由此揭示出遗址为商代早期的一处大型城市聚落，文化面貌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不仅实证黄河、长江文明的统一性发展，也表明长江流域也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盘龙城也因此成为探索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

6.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界处，总面逾30平方公千米，是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周原考古队近年把探索城垣结构、道路网络、池渠水系、建筑群落作为田野考古的“金钥匙”与“总开关”。通过“大范围追踪性钻探”与“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2020年以来累计发掘面积5200平方米，实现了聚落考古的大突破。

完整揭露2座先周与1座战国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可确认周原遗址是先周都邑。发现了建造于不同时期三座西周城垣，初步揭示了周原聚落的城垣结构，大致厘清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将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墓葬等纳入了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完整揭露了大城东门和宫城南门，填补了以往西周城门发现的空白，丰富了对中国古代城门结构形制的认识。发现一批西周甲骨文，在甲骨形制、年代、刻辞内容等方面多有新见。价值重大，是研究西周甲骨学与西周历史的罕见出土文献。

7.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地处大石河北岸，主体为西周时期遗存，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包括董家林、黄土坡、刘李店、立教、洄城等村，也是燕山南麓地区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其中燕侯墓地的发现弥补了贵族墓葬分布规律中最关键的一环，由此可大致推断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为填补燕侯世系空白提供重要考古依据。

在内城之外新勘探出了多处小型平民墓地，通过人类全基因组高分辨率亲缘关系鉴定的最新方法，可在该墓地中辨识出一组四代家族树，判断该墓地的家族关系是以父系遗传为纽带，并且存在近亲结婚的现象。这是国内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重建的家族树，为研究商周考古所关心的墓葬排列方式、组织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进展。

8.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大型墓地。经考古勘探确认，武王墩墓地存在独立陵园，陵园坐落于一条南北向的岗地之上，占地约150万平方米，四周由围壕围合而成，围壕周长近五千米。陵园除主墓一号墓，还分布有大型车马坑、大型陪葬墓、祭祀坑等相关遗存。

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以及楚国东迁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系统性的考古资料。经过近五年的考古勘探、发掘、整理、研究，结合文献史料综合分析，一号墓墓主人是《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元”，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空坐标。

9.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河泊所遗址所在的云南滇中地区，是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核心分布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石寨山古墓群进行的四次考古发掘，揭示了石寨山文化的独特面貌和丰富内涵，明确了石寨山古墓群是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实证了文献中有关滇国历史的记载。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和大量有字简牍，为准确确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

10.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这是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年代最早、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是早期大型地面佛寺的典型代表，提供了我国早期佛寺布局及其发展演变的样本，推进了古疏勒及丝绸之路佛教考古和我国早期佛寺起源研究。

该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佛教东传我国第一站，融合了印度、犍陀罗、中亚、当地和中原多种文化元素，诸多迹象有理由以之与武周时期建造的汉大云寺关联，当地特色和中原影响表明佛教进入西域伊始就开启了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佛教中国化的新模式，印证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校对 严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