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俄大博弈的国际格局

19世纪时期，中俄西北交涉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19世纪中叶的欧亚大陆，处于英国为代表的海权帝国和俄国为代表的陆权帝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格局下。这一争夺，同时包含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方面的内容。从政治格局上，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列强发挥海军和海上贸易优势，率先打开中国沿海大门，并与其近东、中东、印度洋已有的殖民地和贸易口岸贯通起来，从而在战略上形成了对大陆内部的外线优势。

此时的俄国也在远东和中亚内陆步步为营，将原有政权纳入沙皇的统治之下，西伯利亚和突厥行省陆续建立，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方向陆续与中方形成全面接壤。在此基础上，英国不断在与法国的竞争中获胜，极力加强印度次大陆向中亚方向的渗透和统治，企图全面夺取战略优势；而俄国在海上居于绝对劣势情况下，则面临着如何应对英国挑战的战略任务。

从经济利益方面看，除了俄方需要在东北陆路贸易之外开辟新的边境贸易通道，更重要的内在推动力是俄方在19世纪上半叶生产力有了较快增长，工商业发展迅猛，其中主要的是轻纺工业，这就和英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产生了直接竞争。由于大量采用了先进的精纺机，俄罗斯的轻纺工业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产业规模都有很大增长。

据统计，1799-1835年，俄罗斯的轻纺工业雇工人数增长了40倍。俄国工商界迫切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出口渠道以消化新增加的先进产能。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俄国政界和工商界的担心严重起来。

英国产品开始从沿海口岸向中国内陆渗透，甚至有货物运到了中国南疆的喀什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俄罗斯虽然也曾试图探求与中国的海上口岸贸易的可能性，享受与英法同样的利益优惠，但并未成功，也无优势。这种情况下，俄方首选仍然是保住其对华陆地通商的垄断优势。

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俄方迅速通过其驻北京的代表，即东正教大司祭，向理藩院发出照会，传达沙皇对清政府的善意，即重申严厉禁止从俄方领土上向中国进行鸦片走私与输入。这一重要政治决断，为处于内乱和海上入侵双重危机下的清廷缓解了北方的后顾之忧。

据俄方大司祭反馈，此举得到了中国皇帝比较满意的接受。这一行动，与之前俄方自1800年就开始坚持的禁止恰克图等陆路贸易中进行鸦片走私的政策衔接，为其取得对华陆路贸易的稳定发展和垄断地位提供了合作基础。所以，在咸丰之前的双方陆路通商的历程中，俄方对中方总体上还是比较配合的，但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在陆地贸易中的优势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在1857年4月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题为《俄国的对华贸易》的评论称：“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不过，这与扩张已经为它垄断的陆路贸易比较起来，还是次要的。”

随后，俄罗斯将在取得清政府一定好感和信任的基础上，利用长期以来恰克图通商的经验和双方外交关系的积累，进一步着手摸清伊犁和塔城等中国西北重要口岸地区的情况。而清廷则将在有些懵懂中，以一部正带有不平等性的中俄间条约，即《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来面对中俄外交的一个新历史阶段的开启。

签订中的对俄交涉

如果将清代的中俄关系，甚至整个中俄关系做一个历史阶段的划分，那么咸丰元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下文称《中俄伊犁塔城通商章程》）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它是中俄间首个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条约，自此中俄外交关系进入不平等条约主导的不平等时期，中方的弱势外交形势日益显著，为其后对俄交涉的被动局面和中国外交从亚现代向现代的演化埋下了伏笔。

笔者认为，《中俄伊犁塔城通商章程》是没有战争威逼的情况下，由两国外交部门具体操作，高层直接领导的标准意义上的外交行为的结果。在此背景下，厘清该条约签订过程中的中俄交涉过程及制度性、机制性因素，对理解清代对俄关系的发展脉络与机制有重要意义。

签约前奏：俄方处心积虑进行情报工作准备

自康熙年间之后，俄罗斯方面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联系，一直坚持对中国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为自己的内政和外交服务。作为重心在欧洲部分但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19世纪之前的俄国对华研究相对温和，这与其对华政策相契合，服务于经贸利益的同时，顾及战略利益。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机构，就是俄罗斯驻北京的东正教使团。这个使团表面上是教会机构，但是兼具外交代表处的功能。

同时，俄罗斯还长期派留学生赴京，由教会管理，肩负研究使命。俄罗斯政府曾明确东正教会的功能主要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与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将中国政治社会的重要活动及时报告俄罗斯外交部门。自《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始负担所谓俄罗斯喇嘛和留学生的口粮和日常供应，具体事务由理藩院管理。

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平衡的现象，即俄驻华东正教会起到了外交代表处和使团的作用，为其政治经济需要长期服务。在对华工作期间，东正教使团的工作人员坚持在中国各地深入考察，写出相应报告，有时甚至贿赂清朝官员和商人以建立关系，从而对中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情况有持久和深刻了解，远走在西方其他国家之前。

反观清政府，虽然有理藩院专门负责这一外交使团的管理，但是没有深刻理解这种使团的作用，也没有对等派驻的使团和代表，无法承担相应任务，相关情报信息和工作机制的不便性将在具体的对俄交涉中体现出来。

在对英国优势商品和对华外交地位的忧虑下，俄方加紧研究对策。这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俄罗斯的恰克图贸易委员会向政府提出的建议，它认为要在恰克图之外选择地方开展对华贸易，这对俄罗斯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需要不失时机地开展相关情报工作。为此，俄政府应该派出有力官员，前往中国西部伊犁和塔城等地具体了解边境地区相关情况，以便决定到底采取什么对策，在不损害恰克图贸易的基础上开展与中国西北边境的陆地贸易。

俄罗斯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出曾任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监督官、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柳比莫夫掩盖真实身份，化身商人前往中国。柳比莫夫在北京工作期间曾撰写多部详实报告，堪称中国通，受到沙皇赏识。

柳比莫夫在1845年来到塔尔巴哈台，随后去往伊犁，受到当地清朝官员的接见，并进行了讨论。他详细考察了两地的中俄贸易状况，发现伊犁等地的中俄贸易在不断增加，中国内地的商人不断前来，而且当地已经建立了贸易亭供双方交易。柳比莫夫一行实地勘察了当地的交通线路，研究了具体的贸易品种、价格和交易机制等具体问题。

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柳比莫夫回国写了几十页的对华贸易报告。他认为，伊犁和塔城的中俄贸易是有自身形成的运行机制，和恰克图贸易不同，不会影响反而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益补充。如果通过条约方式将这里的贸易合法化，将大大有利于俄国工业化的发展。沙皇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要求外交部门通过外交渠道尽快和清朝沟通，就在中国西北部的这一地区开展贸易条约谈判进行商谈。

上文所说的俄方情报准备工作，清朝方面是不知情的。但在章程谈判和签订的具体交涉过程中，清朝各级还是比较认真的。俄政府在决定推进通商谈判后，认为此事要以正常外交渠道进行，于是要求驻北京东正教使团和清廷进行预备沟通。

总的来说，道光末年，俄罗斯驻北京的东正教大司祭是柳比莫夫的朋友波利卡尔普，他非常熟悉俄罗斯政府的要求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在1847、1848、1849年等年份，均以自己或萨纳特（即枢密院）衙门名义和理藩院行文，要求进行伊犁、塔城、喀什噶尔三口通商的谈判，但屡遭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