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康熙初年，平定“三藩”战争的胜利结束以及台湾的回归，标志着清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满清统治者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以武力或招抚等手段去剪除一切反清势力，从而维护新政权的统治地位和确保其帝国机制稳定运行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如何去以一种符合当下情况且行之有效的手段去换取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成为了落在统治者肩上的又一个崭新课题。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势力在清廷强有力的打击之下逐渐陷入绝境，在此局势之下，统治者借机将目光一步一步地由“战场”转移至“官场”。同年初，康熙帝在科举中策试天下贡士时首次以“民生休戚关乎吏治之贤否”为题，要求考生们如实陈述、各献良策。

康熙帝的这一不寻常行为似乎在刻意地给这一时期的官员们传递一个讯息：清朝内部一场血雨腥风的“整顿吏治”行动即将开始。

清初吏治腐败的原因：满清贵族起到的“带头”作用

毫无疑问，清朝初期造成吏治腐败的原因是来源于多方面的。

首先，满清贵族阶层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是造成清初吏治腐败的一大重要原因，也是整场“整顿吏治”行动之中的最大难点之一，因为相较于京师以外的普通官员，这些满清贵族拥有着更多常人所不具有的特权，而这些拥有特权的人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谁都不能保证他们不会铤而走险、结党营私甚至走向抗权专政的道路。作为清初四大辅政大臣之一的鳌拜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除了这些功勋卓著的满洲老臣外，以皇太子胤礽为首的党羽势力为贪官作靠山亦是当时吏治腐败的根源所在。

其次，康熙初期一些缓和社会矛盾政策的颁布也间接助长了当时部分贪官污吏的嚣张气焰。据相关史料记载，康熙亲政初期一则“与民生息”的政策被告谕群臣，其具体内容如下：

从来与民休息，道不在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为君之道，要在安静，不必矜奇立异。

仔细揣摩上述这段话，其实不难发现这里边所蕴藏的一丝“无为而治”的道家治国理念。不可否认，这种不作为、不打扰的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缓和当时清初社会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矛盾以及促进社会生产秩序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要认识到，这一政策中所说的“民”实际上不仅仅只是位于社会底层的黎民百姓，还囊括了当时众多的满汉地主阶层。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来看的话，所谓“与民生息”，本质上是具有两重含义的，即：一方面从缓解双方关系的出发点上去减轻基层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这一柔和的方式去改善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康熙帝对于贪官污吏还是抱以极其容忍的态度的，也恰恰是这种无底线的容忍，使得当时的官场风气愈加浑浊。

再者，清初地方官员俸禄卑微、办公经费严重不足也是当时贪官污吏盛行的一大重要因素。熟悉清史的读者应该清楚，清朝的俸禄基本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为宗室岁俸禄，其二为百官之俸。所谓“宗室岁俸”，即自亲王以下具备皇室爵位的官员，而“百官之俸”便是我们所常说的品秩官员，如正一品、正二品等。与“宗室岁俸”不同的是，“百官之俸”的数额常常少得可怜，举个例子，清初文官一品官员其岁俸为180两白银，而地方州县官员的岁俸则仅为80至45两白银，这对于维持一名基层官员正常生活所需可以说是捉襟见肘。

而另一方面，清初连年的战争使得地方官员存留的银子难以维持正常的办公经费所需，以至于出现借助于“火耗”（这一时期的“火耗”并无固定数额）等诸多名目去私自抬高税收比例。同时，为了防止这一劣迹被朝廷追查，这些官员不得不向上一层官员行贿，而上层官员为了掩盖与之相关的更大劣迹，又不得不再向上上一级官员行贿，从而将整个清朝统治机制陷入了一个行贿与受贿的死循环之中。尽管如此，但常年不断的战争使得统治者无法认真思考吏治问题，特别是因战乱时期庞大的军费开支迫使清廷将保证赋课的足额当作考核官员的第一硬性要求之后。

在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了我国历史上的著名词人张养浩的那句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整顿吏治的三大“手段”：严考核、慎选官、奖清官

在加强官僚队伍的整顿中，康熙帝所采取的策略概括起来不外乎为这九个字，即：严考核、慎选官和奖清官。

首先，在官员的考核制度上，康熙帝对文职官员实行了极为严格的“京察”（对京城的官员进行考察）、“大计”（京城以外的官员进行考察）之法。明代时期，这一考核方法已经存在，康熙帝则是在清承明制的基础之上将这一考核方式进行了改进，如将原来六年一次的“大计”改为三年一次。笔者有幸查到了康熙二十二年至六十一年大计各官员的情况，具体统计如下：

其次，在官员的选拔上，康熙帝也下了一番苦心。众所周知，清朝入主中原初期，在统治区域急剧扩大的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任用了诸多前明故臣以及通过“纳捐”等方式任免的官员，不得不说此举在短时间内确实能够有助于清廷缓解当时来源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压力，但从长远的利害关系上来看的话，这无异于是将帝国的统治抛向于深渊、将刚从生死边缘线逃出来的黎民百姓再度付诸于水火。可以这么说，明末党争关系在清朝初期的官场中得以“移植”便间接地印证了这一点。

因此，想要维持吏治清明，官员输入的把关是一道极其重要的防线，得益于这一点，康熙帝针对性地颁布了多项有利措施。如将“正途入仕”（通过传统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人员）和“杂途入仕”（通过纳捐、荫袭等非正常途径进入官场的人员）的官员进行区别对待，康熙十九年的一段记载便是最好的佐证：

汉官非正途出身者，虽经保举，不准参与吏部考选。

显然，这一措施的制定使得政府在官员素质的把控上有了一个较为全局的了解，同时为日后朝廷针对官员的自控力、廉洁奉公等精神的培养也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最后，在树立榜样上康熙帝再次开创了先河。众所周知，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英雄”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严格意义上讲它不仅是站在道德思想的前端为下一代人指明方向的灯塔，也是充当促使社会风气向走向良好的必不可少的“净化器”。同理，封建社会的官场上也需要“英雄”般的官员为大家指明道路。据相关资料粗略统计，自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伊始，经康熙帝亲口表扬的清官就不下二三十人，在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山西永宁的于成龙、汉军镶黄旗于成龙、李光地、施世纶、张伯行等人。曾号称“清官第一”的山西于成龙便是出自于康熙帝本人之金口。

结语：

不得不说，经过康熙帝以上所述的种种整治手段，清朝的官场风气确实有了一个空前的好转，从将“民生休戚关乎吏治之贤乎”为科举考试的题目这一细节也能看出，在历经多年的战乱之后统治者逐渐开始回过头来关乎黎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此举为打开“康乾盛世”的大门可谓是铺下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清世祖实录》、《清圣祖实录》、《康熙起居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