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浩瀚千年的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了许多极易让人混淆的历史人物，比如李广和李广利、张宗昌和张昌宗、李自成和李秀成、邓世昌和徐世昌、张自忠和张治中、李立三和杨立三……。今天，我们着重聊一聊张自忠和张治中这二位爱国将领。

张自忠（1891年8月——1940年5月），字荩臣，山东省临清人，国民政府陆军二级上将。抗日战争中，他担任第五战区右翼军和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先后参加了临沂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成为抗战中牺牲最高军衔的中国将领。

张治中（1890年10月——1969年4月），字文白，原名张本尧，安徽省巢湖人，国民政府陆军二级上将。他尊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贯反对国共内战，在解放战争中没有对我军开过一枪，解放前还反戈一击选择了和平道路。

张自忠出生于孔子故里山东，他的家境非常殷实，自小就开始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因为本人天资聪明，而且勤奋好学，他被自己的家族寄予了无限的厚望，希望日后能通过科举考试来光耀门楣。

不过，随着清末科举考试被废除，张自忠只能转而接受新学教育，考入了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读书。期间，他第一次接触和认识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接触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人士，认识到这才是救国救民的方向，从此成为了一名革命者。

在毕业后，张自忠立即投身于冯玉祥的部队，逐渐开始在军队中崭露头角。数年间，他就得到器重，终于升任了第38师的师长。

由于辛亥革命的极度不彻底，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半途而废，全国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在这些战争中，张自忠率部南征北战并屡建奇功，成功将自己的部队扩编为第29军。

由于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眼见山河沦丧，张自忠非常的痛心疾首，违命亲率自己的部队奔赴喜峰口，希望能阻击日军的不断侵略。

张自忠作战英勇，他虽然数次击退了日军的南下，但是依然无法阻挡国军的节节败退。长城防线失守后，河北承德等地也很快失陷，张自忠退守到平津地区后驻军。

由于多次与日军交战，他亲眼见识了双方军力和战力的差距，见识了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图谋。所以，在南京国民政府一再呼吁的“国联调停”下，在南京国民政府屡屡推行的“避战求和”下，开始主张停止硬碰硬，保存实力后以待国际时局的变化。

他的这种观点和主张，虽然现在看起来充满着妥协性。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下，也不失为一个中庸稳妥之策。

但是，面对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面对全面抗战的开始，张自忠接受指令选择弃守北平城，这件事的确成为了他的一生之耻。事后，民众的抗议和舆论的哗然，都使得他被骂为民族的败类和汉奸，甚至辱为“第二个张学良”。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转嫁矛盾，选择由张自忠来背黑锅，将他撤职查办后调回后方任闲职。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抬不起头来做人，痛定思痛后开始连连请缨，希望再赴前线去抗敌。

1938年，张自忠被任命为第33集团军司令，率军增援徐州战场归属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期间，他虽然不在主战场作战，但却相继收复了蒙阴、苔县等地，间接保证了整个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失陷，战线过长而兵力不济的日军开始力不从心，抗战进入到了相持阶段。为了尽快击溃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为了尽快从中国战场抽身，日军统帅部决心打通连接重庆的陆地交通线，主动挑起了枣宜会战。

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令下，张自忠的第33集团军负责正面阻击日军。

作为集团军司令，他原本无需亲临前线，但为了鼓舞士气，也为了洗刷自己的耻辱，张自忠亲率部分兵力渡河作战，立即遭到了日军的南北两路夹击，形势非常危急。抱定必死的决心后，他特意留下了遗书:

只要我等能凭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张自忠身负多伤，身边仅剩两百余人，依然坚持指挥作战，直至全体阵亡而无一投降。据《日本陆军史》记载:

藤冈元一等兵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个子军官冲去，此人却从血泊中站起，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止步，惊愕地愣在了那里。第三中队长堂野君随即开枪射击，击中了对方的头部后，藤冈才端起刺刀猛刺，那军官轰然倒地。

张自忠为国捐躯后，就连凶残成性的日军都对他表现出了足够的敬意，纷纷对他的遗体肃穆和行礼，盛赞为中国的军神。当时，身处陪都重庆的蒋介石也非常悲恸，电令李宗仁务必夺回烈士的遗骸。

李宗仁下令部队拼死搏杀，终于在激战后夺回了张自忠的遗体。重新妆奁后，第五战区派兵特意护送灵柩赶往重庆，沿途百姓纷纷都为他默哀致敬。

在1940年5月28日，当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运抵重庆朝天门码头时，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臂裹黑纱亲自迎接，甚至还“抚棺大恸”。

而为了祭奠烈士英灵，延安也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我党和我军领导人，都先后亲题挽词。

建国后，中组部和中宣部等多个部门联合评选出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人物”。自然，张自忠将军就名列其中。

说完了张自忠，再继续张治中的事迹。

清光绪十六年，张自忠出生于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完成短暂的私塾学习后就开始背井离乡。几年下来，他做过学徒、账房、苦力、警察等工作。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迅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趋势。期间，张治中在扬州参加了民主革命，投身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为了学习军事，他成功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希望日后从戎报国。

1916年，张治中从保定军校毕业，立即赶赴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成为了“三民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和拥护者。

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黄埔军校作为培养年轻军事人才的基地，正式在广州成立，张治中担任了第三期生的总队长。期间，他与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等人都联系密切，深受他们影响并建立起了深厚的私人友谊。

当时，张治中就私下表达了希望自己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不过，为了避免此举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和误解，我党并没有贸然吸纳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加入。

随着北伐战争的开始，蒋介石领导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的北伐军连战连捷，将革命力量由广东扩展到了华中地区和华东地区。攻克武汉后，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教育长，从此长期留驻于武汉。

随着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内战期间，张治中虽然积极支持蒋介石，但对于共产党却保留了足够的同情，始终没能得到蒋的重用，远不及陈诚等人那样官运亨通。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终于开始被拖上了抗战的道路。期间，张治中被调任湖南省担任主席，又开始与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保持了或公开或隐蔽的接触。

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多地失陷，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就这样，位于华中的湖南省就成为了抗战的最前线，蒋介石甚至制定了焦土政策去守卫长沙。

长沙会战前，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林蔚发来这样的密电:

张主席密，奉委座谕将对长沙用焦土政策。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对于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张治中内心是极为抵触的，长沙城的百姓将是最大的受害者。不过，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的多次直接命令下，他只得默许此事发生。

1938年11月，长沙城的一场大火立即就夺去了数万百姓的生命，整个长沙城化为了灰烬。据《湖南抗战损失统计》记载，大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十多亿元，间接损失不计其数。

面对举国的一片声讨，张治中只得替蒋介石背下了黑锅。辞去湖南省主席后，他被调任了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手中没有了军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为了表面顺应这股潮流，蒋介石连续三次公开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国内和平谈判。

经过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终于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即“双十协定”。之后，在内战尚未爆发之际，张治中就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任新疆省主席。

1946年6月，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张治中竭尽全力避免内战，避免与解放军交火。建国后，据邓颖超同志在《〈张治中回忆录〉序》中这样记载:

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等到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的主力嫡系部队已经损耗殆尽。在桂系的逼迫下，他只得再次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成为了代总统。

李宗仁刚一上台，很快摆出一副积极和谈的架势。甚至于，他还派遣与共产党人素来交好的张治中率团飞赴北平，开始进行又一次的和平谈判。

作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张治中与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周恩来进行了数轮会谈，双方取得了不少的共识。最后，在惩办战争罪犯和定论战争责任等问题上争执不下，谁也没有进行退让。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双方的代表团成员。之后，在战犯名单、军队改编和联合政府等问题上，双方又一次做出了让步，终于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

结果，无论是身处总统府的李宗仁，还是躲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都拒绝承认这份和平协定。甚至于，蒋介石还进行了一次恶毒的评价:

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这次谈判失败后，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们面临着是去还是留的问题。在我党的真诚劝说下，绝大部分成员都愿意主动留在北平，建设日后的新中国。而作为首席代表，张治中只同意其他人留下，但自己应该回去复命。周恩来亲自劝说:

西安事变中，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请务必留下。

面对历史潮流，面对和平前景，张治中终于选择继续留在北平。随着建国的脚步临近，建国筹备委员会开始征集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等重大事项。

在国旗的候选方案中，共有3012幅入围。其中，由曾联松设计的“红底五星旗”虽然入围，但却并不被人看好。当时，绝大部分人都看好“五星黄河旗”，包括毛主席本人。

但是，张治中却提旗帜鲜明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国旗上的一条横杠，似乎有分裂国家的嫌疑和意味，认为“红底五星旗”更能体现我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终于得到了筹委会的最后认同。

建国前，张治中还多次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的主席包尔汉，为我党和平解放新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以个人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信，奉劝他放弃“反攻大陆”的极端立场。进入五十年代，还多次真诚规劝自己的朋友、部属和学生都能摒弃前嫌，迅速回归祖国，据他在《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中记述:

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伤神？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

不过，在1966年的那场大运动中，张治中还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好在，得益于周总理的多次保护，他才走出了困境:

张治中是我党的好朋友，曾经三到延安，曾经多次接送毛主席。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因病逝世，走完了自己传奇而爱国的一生。就在临终前，留下了自己的遗嘱:

虽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能在其领导下度过晚年而毫无遗憾。

张治中过世后，周总理不顾大运动的冲击和漩涡，亲临八宝山为他主持了遗体告别仪式。对于张治中将军，毛主席也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张治中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本文提到的两位张将军，无论是张自忠还是张治中，都堪称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爱国者，都应该被后世所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