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固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多民族在这里聚居、融合，从旧石器时代到新时代的“回汉兄弟亲如一家”，先后有鬼方、戎、狄、匈奴、鲜卑、柔然、高车、氐、羌、粟特、党项、吐蕃、吐谷浑、回、汉、满、蒙等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固原历史文化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缩影。

关键词：固原历史文化；民族交融；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

张强(1971-)：宁夏固原，固原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长期从事博物馆管理、地方史、宣传教育研究。

曹肖肖(1992-)：甘肃镇原，固原博物馆助理馆员，史前考古研究。

固原地处黄河中上游地区，位于六盘山北麓，处于陇东和陇西的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塞北的必经之地，被史家誉为“塞上咽喉”。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民族在这里聚居、融合，形成了固原独特的历史文化。从石器时代到新时代“回汉兄弟亲如一家”，体现了固原地区各民族的同呼吸、共命运，凸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一

史前时期的固原文化

固原是我国早期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固原就有人类生活的痕迹。在彭阳茹河流域的岭儿、刘河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4处、湖泊遗址1处。采集遗物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石片、石核等旧石器时代遗物。近期海原县发现了距今约2.2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大量的石器、烧骨、动物骨骼等，填补了水洞沟遗址到鸽子山遗址之间的空白，对研究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西北与华北地区人群间的迁徙、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固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非常丰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遗存已达670余处(包括中卫市海原县)，先后有“仰韶文化北首岭型”、“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马家窑文化店河——菜园类型”，以及原始社会晚期的“齐家文化”。其中“菜园遗存”是宁夏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广泛分布在宁夏南部地区，以清水河、泾河上游为活动中心，盛行蓝纹素陶，与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都有密切联系，存在时代比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稍晚，与马厂类型大体上处于同一时期。 [1]菜园文化影响深远，与周边文化关系密切，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庆阳地区、清水河、葫芦河、泾河、渭河流域都有菜园文化因素，甚至西南地区四川省绵阳市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菜园文化的影子。 [2]菜园遗存出土的石斧、石刀、陶刀、骨刀等在甘肃、青海、内蒙古和黑龙江等地均有发现。另外，通过对菜园遗存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比较分析，发现菜园遗存的人骨具有较完备的蒙古人性质，与甘肃火烧沟组、甘肃铜石时代组和青海柳湾马厂组最为接近，说明菜园遗存的居民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乃至新石器时代居民之间属同种支系。 [3]无论是居民的体质特征还是文化因素，菜园文化都与甘青地区以及中原早期文化存在密切联系。由此可见，早在新石器时期生活在固原地区的居民已经与周边地区广泛交流、交往，相互影响，奠定了固原地区早期多元民族发展的基础。

二

夏商周时期的固原民族互动

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阶段，各民族在不断地交流交往基础上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

商代，羌方、鬼方与商王朝之间冲突频发，战事不断，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的战争成为相互交流的特殊“桥梁”，促进了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交往交融，进而加强了商王朝与周边民族的紧密关系。《竹书纪年》中记载，商王武乙派周人季历伐西落鬼戎。经史学家蒙文通研究，“西落”即《山海经》中洛水，即今清水河，[4]流经之地涵盖了固原的广袤区域。

西周时期周边有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周王朝通过战争、贸易、分封、联姻等方式加强与周边民族在文化、经济、风俗等多方面的交流交往。固原位于西周北部边疆，为“荒服”之地，是周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戎狄等多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孙家庄发掘清理了西周成、康王时期的墓葬和车马坑各一座。墓葬中间有腰坑，四周有生土二层台，墓葬中出土了铜戈、戟、鼎、簋、车马饰、骨器、玉器、陶器等近千件文物。墓葬的形制及其随葬器物、葬俗等与周人相同。 [5]中河孙家庄西周墓的发现发掘不仅填补了宁夏商周考古的空白，还成为西周统治势力和文化逾越“陇山”之西的标志，说明了西周早期文化在固原的传播。2017年宁夏考古所对红河流域进行区域系统调查时发现了姚河塬遗址，遗址包含了多个时代文化遗存和文化类型。经考古勘探发掘，确认该遗址是一处大型西周遗址，遗址中发现了城墙、护城壕、墓葬、铸铜作坊遗迹等，出土了青铜车马器、甲骨文、玉器、骨器、蚌器等。另外铸铜作坊区域内还发现了道路、房址、水渠、烘范窑等遗迹，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西周早期封国都邑城址。根据资料分析，姚河源遗址出土的玉料可能来自新疆和田或甘肃马鬃山地区，天河石可能来自东北地区。象牙制品有梳篦、杯子、笄等器类，部分器物镶嵌绿松石，图案复杂，做工精细，它们的原料应该来自南方。原始瓷器做工精致，有罍、罐、豆等器类，通过考古发现来看，原始瓷有一条由南向北的传播轨迹。这种传播路线所显示的结果，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技术传播，而是实物传播。 [6]姚河源遗址考古资料反映出固原地区在西周时期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这一时期与各地的交往与文化交流远至新疆和江浙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固原一带曾经是游牧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形成了以陇山为中心的许多西戎小国，生活在固原一带及附近的诸多游牧民族主要有乌氏戎、义渠戎、大荔戎等。战国时期，频繁的诸侯争霸兼并战争增加了人口的流动，秦穆公在位期间全力伐戎，《史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 [7]固原头营战国墓出土的秦鼎，铭文“咸阳一斗三升”，是今固原纳入秦国版图的实物证据。各诸侯国通过不断地战争兼并，逐步走向统一，大量移民被迫迁徙至其他地区，促进了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

固原境内的战国秦长城遗迹是两千多年前固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秦长城横穿固原、西吉、彭阳三县，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固原地区长城的夯筑因地形取势，就地取土，形成外侧陡立内侧平缓的防攻优势，每隔200米筑敌台，长城沿线要道和隘口建边城，用于屯戍，固原有孙家庄、严家庄、北十里铺三个边城。基于长城在军事上的保障作用，使南北各民族、胡汉之间能够在长城沿线和平相处，并设立商榷，进行贸易活动。因此，长城既是军事防御体系，又是民族间互相交往共同发展的纽带。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固原市、彭阳县、西吉县、隆德县等地区发现发掘了大批的青铜文化墓葬，墓葬以大量的牲畜头、蹄殉葬，出土了具有独特地域性的青铜动物纹牌饰、车轴饰、马衔、马镳、当卢、节约、泡饰、青铜短剑、骨器、金银器等为主要特征的器物，其中车马器和装饰品数量最多，为固原地区与鄂尔多斯、中原等地的交流以及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实物资料。另外，从体质人类学来看，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检测分析，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固原地区存在着不同民族之间的混居现象。比如，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葬中出土的男性头骨更接近东亚类的现代中国组，而女性头骨更接近现代蒙古人种北亚类型 [8]，对彭堡于家庄等墓地出土的人骨鉴定结果显示与匈奴属于同一个系统 [9]。

固原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产生是游牧文化与青铜文明碰撞的结果，不仅受到了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了秦文化及中原华夏族文化的影响，多种文化因素交融交汇，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固原的第一个大融合。

三

秦汉时期固原的大一统

秦汉时期的固原逐渐发展，秦时今固原属北地郡。《史记》载：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 [10]秦朝出于军事需要，在秦始皇出巡北地郡之前，固原的回中道就已经修筑，秦朝规模巨大的道路系统为固原的开发和周边的多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匈奴的交往都离不开固原，固原成为中原通往中亚、西亚商贸路线上的咽喉孔道。西汉时期固原属安定郡，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汉武帝六巡安定郡，固原的政治、军事地位进一步提高，与各地的交通联系大为增强。汉武帝时期，将降汉的匈奴人安置在北地、安定两郡，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小月氏部分迁往六盘山附近，设月氏道，增加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往，对历史上民族融合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固原同心县王团镇倒墩子村匈奴墓葬，墓葬形制以土坑墓为主，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有陶罐、铜带饰、五铢钱、海贝等。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降汉，汉将归降的匈奴设五属国以统辖。公元前55年，汉“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据研究三水属国都尉在今同心县境内，因此同心县发掘的这批墓葬很可能是西汉时期降汉的匈奴人墓地。 [11]匈奴的归降不仅使汉朝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增强了汉朝的实力，还促进了汉匈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匈奴和汉人长期杂居，丧葬习俗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除了墓道内殉葬牛、羊的头和蹄及具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透雕动物纹青铜牌饰外，其它丧葬习俗和汉地基本一致。

固原汉墓中还出土了一些外来装饰工艺的随葬品。九龙山汉墓出土的2件镶嵌绿松石金带饰和29枚桃形金花饰最具特色。镶嵌绿松石金带饰，两边用细线条和凸起的小圆点构成四瓣花纹连续图案，中间镶嵌绿松石料珠，其独特的制作工艺、造型风格和工艺手法为中西亚金属加工特色，这无疑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 [12]可见，固原在对外关系和丝绸之路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大量的商品、农作物、工艺品等涌入固原，为中西文化交流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固原的民族大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固原称高平、原州，在长达360余年的时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固原先后经历了曹魏、西晋、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大夏、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北魏时期结束了长达200余年的割据征战局面，在设立军镇的同时，采取安置少数民族降众和从内地移民的办法充实人口北魏朝廷多次将降附的柔然、敕勒等族部众安置到高平镇。这一时期的固原是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时期，境内聚居有鲜卑、柔然、高车、氏、羌及其他杂胡、汉等多个民族。 [13]

自1981年以来，固原共发掘北朝墓葬7座，出土了一批以漆棺画、鎏金银壶、凸钉玻璃碗、东罗马金币等为代表的具有中西亚波斯风格的文物。固原北魏墓中出土的漆棺画，中有波斯艺术风格，孙机曾指出漆棺画上的宴饮图与中亚乌兹别克巴拉雷克遗址中的壁画宴饮图非常相似，另外，漆棺画中的人物脚掌相对而坐的姿势，是一种从中亚传入的流行坐姿。 [14]由此可见漆棺画已不仅仅是胡汉之间文化交流的结果，而是鲜卑、中原、中亚等各种文化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是胡汉、东西文化相互交流交融的产物。 [15]鎏金银壶，李贤墓出土，鸭嘴细颈，高圈足，单把，壶把上铸造的人物头像深目高鼻头戴盔形帽，有学者认为该人像属中亚巴克特利（里）亚人。 [16]鎏金银壶是波斯王朝的酒具，萨珊时代在中亚的巴克特利亚地区制造，壶形制完全沿用萨珊王朝金银器风格，腹部打押的图像内容为古希腊神话传说的连环故事画，是希腊文化对巴克特利亚地区影响的产物。 [17]凸钉玻璃碗，淡绿色，外壁饰凸起的圆形装饰两周，是典型的萨珊朝制品。经科学检验属钙钠玻璃，与波斯玻璃成份一致，这种类型的完整玻璃碗在我国属首次发现。凸钉玻璃碗上凸起的凹球面装饰在帕提亚、萨珊时期的伊朗高原上一度流行，因此，这种带有圆形纹饰的玻璃碗应该是伊朗高原的产物。 [18] 镶宝石金戒指，根据出土位置推测为李贤妻子所佩戴，戒指的正面中央镶嵌一块圆形的蓝色青金石，石面上微雕一裸体人物手执弧形花环，这与美国富兰克林博物馆收藏的萨珊银盘中央舞动花环的裸体女神相似，由此可见，这枚镶嵌宝石金戒指的原产地是萨珊或中亚地区。 [19] 环首铁刀，是发现的北朝墓葬中惟一保存完整的铁刀，它的佩系方法与传统的“璏式佩系法”不同，采用了双附耳佩刀剑法，这种悬刀方式最早是公元5世纪时西突厥斯坦发明，然后向东、西方传播，经过萨珊王朝传入欧洲，约在公元6世纪传到我国。 [20]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萨珊卑路斯银币和东罗马金币，充分证明了固原重要地理位置，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交通枢纽所在，至北朝晚期粟特人迁居固原为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注入了新活力。

五

隋唐时期固原的民族大发展

隋唐时期，是统一多民族的大发展时期，隋唐王朝的民族政策，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唐朝十分注重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唐代近300年的统治中，民族融合成为主流，这也是唐朝边境安定、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的固原是西北地区防御突厥的边防要地，也是突厥经常侵扰的地区之一。贞观四年，唐将归降的10万余突厥人安置在幽州至灵州一线，大批的突厥人迁居固原。唐朝中期，吐蕃进入固原，《旧唐书》记载：“冬十月，吐蕃修原州城，屯据之”， [21]经过长达86年的统治，当地汉族很多已被同化与融合，“老者倘尽少年壮，生长蕃中似蕃悖，不知祖父皆汉民，便恐为蕃心矻矻。”

隋唐时期的朝贡贸易加强了周边政权与中原政权的经济联系，大量的使者、商贾前往长安，加深了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融合。原州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重镇，是粟特人南进的必经城市，固原粟特人墓葬群的发现，进一步实证了原州与西域的密切关系，出土的墓志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和民族的迁徙融合，记载了粟特人中史姓家族流寓固原的史实。墓葬中也出土了一批代表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其中史射勿墓出土的金戒指，戒面上正中原来镶嵌的宝石，被认为是中亚、西亚传入的。小马庄村史诃耽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蓝宝石印章，印面中央刻一卧狮，边凸起纹饰上方有一圈铭文，为古波斯的帕拉维文，译为“世界宽容”，是萨珊王朝的一种祈祷文。 [22]也有人认为铭文应该属于中古波斯文。 [23]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兽面金饰、动物纹圆形金饰等均表现出了西亚、中亚风格。隋唐墓共出土了5枚外国金银币，一枚属萨珊卑路斯朝银币，一枚属萨珊阿尔达希尔三世金币仿制品，其余为东罗马金币仿制品，使我们对隋唐时期途径固原的丝绸之路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加证实了固原的重要地位，为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和丝路贸易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4]另外，经过科学鉴定考证分析，固原隋唐墓地史姓人史道洛的头骨归属为西亚的高加索人种。 [25]南塬墓地中出土欧罗巴人人骨，显现了民族的交流、迁徙和交融，隋唐时期，中亚粟特人经丝绸之路移居固原，并陆续形成了以粟特人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增加了隋唐时期固原地区人种分布的多样性。

另外，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固原地区的入华粟特人丧葬习俗也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葬俗、墓葬形制等基本承袭北周，墓室分为砖室墓和土洞墓两类。固原南塬墓地和九龙山的粟特人墓葬墓葬形制与同时期的墓葬形制别无二致。

从史姓家族的姓名变化来看，从早期的史妙尼、史波波匿到史认愁、史射勿、史诃耽、史铁棒、史孝忠、史孝义。显现了居住在固原的粟特人逐渐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随着名字中出现“孝”和“义”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取名，反映了粟特人不断地接受和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由此可见，隋唐时期的入华粟特人的生活和丧葬习俗逐渐汉化，且融入了中原的传统文化，并以中原墓葬的形式埋葬，冠以中原传统文化姓名，在文化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深度统一。

六

宋夏金元时期固原的民族内聚与大统合

宋夏金元时期是我国少数民族迅速发展建立政权和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固原作为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是宋、夏、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为民族交流、融合提供了基础。北宋时期与少数民族的马匹贸易一直在固原，咸平元年，宋置估马司，在镇戎军、原州、庆州等地以布、帛、茶等物购马，岁得5000余匹。庆历四年，宋夏言和，双方恢复贸易，重新开放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高平寨(今固原头营马园)两地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 [26] 固原处于宋夏的交界同时又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接地带，为天然的传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商品交换贸易地。当时固原境内有党项、吐蕃、回纥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

金统治固原地区以后，镇戎州作为宋夏传统的贸易集散地，边境的金夏民间贸易相当频繁。由于军事的需要，大规模的迁入外来人口，兴定三年(1219)，驻守本地的镇防军兵大多为河北、山西人。元代是固原历史政治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成吉思汗避暑六盘山与安西王府的建立，确立了六盘山的军事地位。这一时期的固原处于丝绸之路上，大量的中亚、西亚人进入本地，构成了固原复杂的人口成分，除了蒙古族外，还有汉族、党项、吐蕃、吐谷浑等，经济贸易促进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固原地区考古发掘的宋金时期墓葬主要分布固原周边的隆德县、泾源县 [27]，西吉黑虎沟 [28]毛家沟 [29]、兴隆镇 [30]和彭阳县张湾村 [31]。 墓葬中出土的砖雕独具有地方特色，砖雕内容主要有花卉、侍人、门窗、蔓草等，还有孝子故事、“妇人启门”、推磨图及碓米图等生活场景，尤其是孝子故事，源于战国时期，盛行于汉代，在中原地区常有发现，而固原地区砖雕内容所阐释的故事内涵与中原地区相一致。[32]固原地区发掘的宋金墓葬多为仿木结构砖室墓，与河南、山西等地相似。另外彭阳张湾金墓建筑风格有宋墓仿木建筑的特点，出土的人骨架大体为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33]，泾源双室宋墓有学者认为有南方因素，这是固原地区民族之间以及区域之间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开城府遗址又称秦王故址，位于六盘山北段东麓，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开城安西王府遗址进行了考古学调查，发现了大量元代遗物，确定了安西王府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201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原州区文物管理所共同对固原开城墓地进行发掘，墓葬的建造方法、形制结构等与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地一致。 [34]墓葬群是汉族、蒙古族居民的丛葬地，墓地出土人骨经鉴定分析其种族特征介于蒙古人种东亚类与北亚类的组群之间。 [35]

七

明清时期固原统一多民族的巩固和发展

明清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期，明代定居固原的居民有从元朝就居住在本地的蒙古人、元朝灭亡后归降从外地迁徙安置的蒙古人，后来统称土达，土达也成为西北边防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明代时期回族正式形成，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有汉、回、蒙古等民族，促进了文化多元一体化的交流交融和发展。由于民族、地理等因素成为商品贸易的重要场所，丝路贸易仍途径固原，人口活动迁徙频繁。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定型时期。满族入关，固原地区形成了以汉、回、满、蒙等多民族聚居的人口结构。在多民族的交往与交流中，文化习俗也出现了相互影响的现象，如满洲人原来实行火葬，入关以后多改为土葬，而遇非正常死亡时仍火葬。满州人最初信奉萨满教，入关以后也有信仰佛教、道教的，如宁夏满营里也建有关帝庙，且香火很盛。 [36]

八

新时代固原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固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未间断，在红军的引领下，新型民族关系逐渐形成。1935年，红二十五军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由鄂豫陕根据地出发，挥师西出秦岭，攻克两当，继克天水北关，北渡渭河，于8月15日转战到固原地区的兴隆镇和单家集一带，进行了短期修整。为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吴焕先政委对全军指战员进行了有关民族政策的教育，专门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军长程子华向兴隆镇清真寺赠送了“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匾。1935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于10月5日从甘肃省静宁界石铺出发，下午来到单家集、兴隆镇、公易镇等村镇。当晚，毛泽东在单家集与陕义堂阿訇马德海亲切交谈，留下了“单家集夜话”的佳话。在此以前，中央军委就为部队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为部队在回民地区执行好民族政策指明了方向。

九

结 语

历史充分证明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以汉族为主体与诸多民族携手同行，经过长期融合而逐步形成的。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心血的结晶，中国成为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 [37]一部固原史，就是一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缩影，进一步实证了我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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