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伪满洲国时期的溥仪，大部分人都会说他是个傀儡皇帝，既可怜又可恨。

其实，在伪满洲国存在的十四年里，傀儡一词并不能真实、准确地描述溥仪，后世之所以会这么看，一是在历史的进步大潮下，溥仪的形象就应该是这样；二是自1946年东京审判以来，溥仪曾极力将自己描绘成伪满傀儡皇帝，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卖国叛国的罪名，保住性命。

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再来聊伪满洲国时期的溥仪，真正值得聊的不是溥仪有多大的权力，而是他有多大的野心。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潜回东北复辟帝制，搞伪满洲国，溥仪一直坚持说，这是日本人逼迫他这么干的，从一开始他就是个身不由己的傀儡，但只要稍微推敲下他由天津到旅顺的行动轨迹以及他时常流露出来的复辟野心，谎言很容易拆穿，潜回东北他不仅是自愿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日本人急于控制东北的心理。

溥仪很狡猾，关于在旅顺与日本人达成的卖国交易，他后来一股脑地都推给了伪满洲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郑孝胥。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说是郑孝胥私下拿他的江山从日本人手里换了内阁总理的位子，可是从伪满洲的建立、演变的进程看，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溥仪在潜回东北之前就和日本人达成了他想要的复辟路线图，只是他想要的和日本人想要的，并不那么一致（溥仪想的是利用日本人尽快实现复辟，而日本人想的是利用溥仪尽快完成对东北的侵略。）

1932年3月9日，按照日本人的安排，所谓的“傀儡戏”正式开场，东北宣告独立，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

在《我的前半生》中，对于出任执政，溥仪曾表示过愤懑，说这是“降心迁就”，但有一点他没有否认——执政是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只要对日本人应付得好，他就有可能恢复皇帝尊号。

出任执政后，溥仪自我披露的几个细节足以说明他的野心。

刚出任执政，他就立下了三个誓愿：第一、改掉过去懒惰轻佻的坏毛病，发誓从今永不再犯；第二、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死亦瞑目。

伪满洲国执政府搬进修缮一新的办公地址后，溥仪亲自为每所建筑命了名，居住楼命名为“缉熙”楼，办公楼命名为“勤民”楼。

为了誓愿，为了复辟，溥仪每天一大早就进入“勤民”楼办公，直到天黑才回到“缉熙”楼休息。

然而，勤政没维系多久，溥仪就陷入了无公可办的境地，他发现执政的所有职权都被日本人限制在了纸面上，而不是掌握在他的手里。

这样的境况很容易让人觉得溥仪从一开始就是傀儡，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来，日本人对“励精图治”的溥仪很忌惮，一直在限制他的权力。

溥仪虽然受到了日本人的限制，但他并甘心只做一个傀儡。溥仪的权谋格局还是很高的，为了摆脱限制，掌控权力，溥仪与日本人的博弈很有章法。

第一、紧盯着制定官制、任命官吏的权力，企图通过政务摩擦将这个最重要的权力夺过来、抓在手里；

第二、当听过关东军司令要换人时，立即派人前往东京公关活动，企图争取日本政府元老派、关东军新任司令的支持，一举拿回核心权力；

第三、企图改组内阁，撤掉总理大臣郑孝胥，换成更好控制、更听话的老奉系臧式毅；

第四、抓住在日本人内部容易产生分歧的敏感问题，强迫日本军部让步（日本关东军曾计划在东北成立“协和党”，由于溥仪坚决反对，日本军部最终做出让步）；

第五、试探日本人对他限制的程度（溥仪曾突然从官邸外出，带着婉容等人去以他年号命名的“大同公园”游玩，日本宪兵队以“安全”为由将他劝了回来）；

第六、最重要的一点，抓住“日本非我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的心理，步步紧催日本人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

在任伪满洲国执政期间，为争夺权力，虽然溥仪大部分动作最后都失败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将宝押在他的权力逻辑上，在溥仪看来，只好能够再次称帝，他就可以运用帝王权威一步步构建权力，待国际国内时机成熟，便可以伺机摆脱日本人的控制，进而在东北复辟大清，乃至再度染指中原。

1934年3月1日，溥仪的春秋大梦实现了，这一天清晨，在长春郊外杏花村，身着龙袍的溥仪登上用土垒成的“天坛”，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之后回到官邸换上大元帅正装，举行“登极”典礼，正式成了伪满洲的康德皇帝。

这里有一个细节颇能反映溥仪第三次称帝的心理，日本人认为他是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因此要求他穿关东军指定的大元帅正装，但溥仪心底却认为他是大清皇帝，因此执意要穿龙袍。

日本人虽然实际主宰着东北，但因为要利用溥仪的牌位，最后还是做了让步，同意溥仪先着龙袍，行皇帝古礼。

如愿以偿成功复辟后，正如上述所言，溥仪并没有急于争夺伪满洲国具体权力，而是极力营造他的帝王权威。日本人想必也是体会到了溥仪非一般傀儡可比，为了利用，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承认了溥仪想要的帝王权威的。

有两点可以证明。

第一点，在伪满洲国，溥仪的帝王权威是比着日本天皇来的；第二点，1935年4月，溥仪访问日本，日本裕仁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给外界的印象是，溥仪和日本天皇近乎是平起平坐的。

试想，如果溥仪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傀儡，日本天皇毫无必要这么做。

成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后，除了建立权威，溥仪还有另一个重要动作，那就是企图建立自己的武装，这是他计划摆脱日本人的关键一步，他送弟弟溥杰去日本军校学习军事，是这个目的；他暗地里建立只忠于自己的禁卫军也是这个目的。

但日本人毕竟不好对付。

意识到溥仪有摆脱控制的野心后，日本人对溥仪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先是用杀鸡儆猴来恐吓他；接着又强迫溥杰娶日本老婆，妄图用具有日本血统的“御弟之子”来取代他；再后来则直接解除了他的禁卫军。

溥仪有懦弱的一面，随着日本人控制的加强，加之日本败迹渐露，溥仪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不仅担心日本人会除掉他，而且担心日后会遭到战胜国的审判、处决。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溥仪成了可怜的傀儡，日本人说什么，他不敢违背，即便是卖祖宗的事，他最终也都做了。

用溥仪自己的话说，事实上被日本人软禁之后，他每天除了吃睡，用这八个字可以概括，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应该说，到这时候，溥仪才算看清大势，之后他想的再不是复辟大业，而是如何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