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未被高估，反而是“历史叙事与道德审判的牺牲品”。

在传统儒家史观的滤镜下，曹操的“奸雄”标签早已固化，但若撕开这层道德伪装，其真实价值远未被充分认知——甚至堪称被低估的实用主义先驱。

一、政治污名化：正统论下的“背锅侠”

曹操一生最大的原罪，是未能让汉室“体面退场”。他挟天子令诸侯，却被斥为“汉贼”，但若真如史书所言其野心滔天，为何至死未称帝？反观刘备以“皇叔”之名割据一方，孙权自立为帝，唯独曹操甘居魏王，甚至将三个女儿嫁给汉献帝以维系汉室血脉。这与其说是权谋，不如说是对汉室最后的妥协——一个真正的篡逆者，怎会多此一举？所谓“汉贼”之名，不过是后世史家为维护正统论而强加的道德枷锁。

二、文学丑化：罗贯中笔下的“工具人”

《三国演义》将曹操塑造成“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奸雄，却刻意忽略其军事改革与屯田政策使北方百姓免于饥荒的事实。罗贯中为烘托蜀汉“主角光环”，不惜将曹操的屠城恶行放大，却对刘备携民渡江导致百姓死伤更重的史实轻描淡写。这种文学叙事让曹操沦为衬托“仁德”的反派符号，而真实历史中他平定北方的功绩，反而成了配角戏码。

三、道德双标：乱世中的“背刺者”与“救世主”

曹操屠徐州确为暴行，但刘备借荆州不还、孙权背盟袭关羽，其政治手腕同样血腥。差别在于，曹操从不以“仁义”自诩，而刘备集团却将道德牌坊竖成政治资本。当世人批判曹操“挟天子”时，却选择性遗忘：若无曹操迎献帝于许昌，汉室早在董卓之乱后便名存实亡。他稳定北方、恢复生产的举措，比空谈“兴复汉室”更具现实意义——乱世中，活人比忠臣更重要。

四、历史贡献：被刻意淡化的“制度革命家”

曹操推行屯田制，将流民转化为生产力，此举直接为魏晋南北朝田制改革奠基；他打破东汉察举制垄断，提出“唯才是举”，比九品中正制更早冲击门阀政治。这些制度创新被《三国演义》的权谋叙事淹没，后人只记得“梦中杀人”的诡诈，却无视他重构社会秩序的野心。若以结果论，他统一的北方为西晋短暂一统铺路，而蜀吴的割据反倒延长了分裂——历史最终选择了曹操的剧本。

五、现代性解构：一个超前于时代的“暴君”

曹操的多疑与狠辣，本质是乱世生存的必然选择。他杀孔融、诛杨修，看似残暴，实则是士族集团与寒门领袖的终极对决。当儒家士大夫用“仁德”要求他时，他却用法家手段证明：在秩序崩坏的时代，道德理想主义不过是空中楼阁。这种实用主义精神，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核心不谋而合——可惜早生了1300年的他，注定要被钉在儒家道德的耻辱柱上。

结语：曹操从未被高估，只是被误解。他是历史舞台上的“实干家”，却被道德审判为“演技拙劣的丑角”。当人们津津乐道于“火烧赤壁”的浪漫化失败时，真正改写历史走向的，恰恰是那个在许昌推行屯田、在官渡以少胜多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拒绝扮演圣人的枭雄，才是乱世最诚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