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主要民族大和民族，从古而今都以学习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而著称。

在中华文明被摧残的十九世纪前，日本以中华为学习目标。

在十九世纪“黑船事件”后，日本执行脱亚入欧的政策转而向欧洲列强学习现代文明。

时间的分界线决定了日本遗留至今堪称文物的古建筑，大多数是学习仿照了中国的建筑风格。

但是大和民族的神奇之处在于既不全学也不创造，而是因地制宜地根据自己的特点与条件，学习其中有利于自己的部分，并融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使其在博采众长的同时有自己的风格。

日本的古建筑无论是从制式还是布局，都与中国的历史建筑有着极深的渊源，像京都历史悠久的清水寺以及被日本人视若圣地的平城京。其背后都隐藏着中国古建筑群的影子与灵魂，但细细打量，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不同的内容。

一、因地制宜，随俗而变

首先，日本从与中国有文化交流开始，其建筑的制式与中国同时期的建筑风格一一相对应，毫无疑问，日本的建筑风格糅合了中国的特点，受中国古建筑影响之深重可见一斑。

其中，日本飞鸟时期的建筑特点与我国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风格相对应，奈良与江户时期则受宋、明、清的影响深远。

从日本的地理位置来看，日本位于温带地区，气候温和极其利于木材生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地取材，建筑多是由木材建成。

这也就决定了日本古建筑易损毁的特点，例如京都的清水寺就是多次损毁后又重建的结果。

这座古寺，是日本本宗佛教的精神中心。它由我国的玄奘高僧在日本的大弟子慈恩法师主持建造，对日本佛教的发展意义不可磨灭，也理所当然地是日本国宝级别的古建筑。

观察其平面图布局，毫无疑问，它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寺庙几乎相似，只是对比与中国寺庙的庄严持重严格对称来说，它却并没有执行对称的布局，而是类似于江南园林因地制宜的错落有致，是什么造成日本这个学习者的改变呢？

首先，影响日本古建筑的精神因素在于日本本土对于中国儒释道精神的传承，宗教因素在其中不可忽视，但更大的影响因素来源于日本的地形。

无论何时何地，地质地形对于建筑的影响不可忽略，从我国川藏高原雄伟的宗教圣地布达拉宫，到法国浪漫之都的科隆大教堂。

这两座宫殿一个是佛教的圣堂，一个是基督教的神殿。

从建制与布局来说宗教元素与神圣感都是不可忽略的部分，但是相较于基督教的代表性建筑——科隆大教堂的严格对称，布达拉宫则依据山势攀折而上，左右对称的形式执行得并不严格。

这背后的首要原因自然是因为地质地形的影响了，显而易见，布达拉宫建立在玛布日山上，堪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建筑群，而科隆大教堂则屹立于一马平川的平原，毫无地势影响的烦恼。

对此，我们依旧以京都的清水寺为举例：观察京都之地形地势，呈现出高低起伏多山岭的特点。

高山严丝合缝地包围着几乎没有任何平地，这种地势当然毫无平坦可言。

慈恩大师在主持整个清水寺建筑时的主要思想即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平地。

因为稀少的平地分布不均，自然而然地就决定了法隆寺建成后高低错落地雌伏在山间，毫无规整可言，更谈不上左右对称了。

而反观作为清水寺学习的范本的同期中国寺庙，两者的区别就显而易见了。

同时期的中国寺庙作为日本学习的对象，大多数位于辽阔平原受制约因素较少的建筑，都严格地执行着中国古建筑的形式，坐北朝南且严格规整地呈轴对称分布。

两相对比，日本的地形地势对其仿造古建筑的影响不言而喻。

地形地势作为无法视而不见的因素，迫使日本的古建筑依势而起，自然无法遵循中国古建筑左右对称的形式。

假如日本的地理因素对于对称建筑来说更为友好一些，也许日本的古建筑大多数会依据学习的范本而左右对称吧。

二、禅意空明，天人合一

我们从清水寺的影响因素中得知，宗教因素对于建筑风格的改变也不可忽视。

毫无疑问，日本是一个以神教为核心讲究天皇万世的国家，这在全世界的政权可谓独树一帜。

正是日本独特的宗教文化，以及对外学习吸收学习其他优秀文化的特点，使得本土的神教文化糅杂着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体现在了日本古建筑的一砖一瓦中。

作为奈良时期的灵魂，平城京在日本历史上的意义与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坐落于奈良西郊的平城京，与远在碧涛万里之外的唐魂代表长安城，像一对孪生的兄弟一般，分别屹立于东亚的两个政权中心，遥相呼应地记载着关于传承与效仿。

首先是平城京的布局，它如同长安一样采取了方正的形式，中间的朱雀大路把城市分割为相等的左京与右京。居民的住所和商店作坊等生活中必备的设施，星罗棋布地分散在这个方正的棋盘上。

虽然这座城市的周长不足长安城的四分之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平城京的整体像一个缩小版的长安城一样。

即使长安城与平城京在布局上相似度如此惊人，但平城京并非长安城的缩小版，其中主要的区别还是体现在城池的对称性上。

首先平城京的左京右京并不一致，其次作为奈良时代政治中心的平城宫也不呈对称布局，最为明显的还是平城京的外围城墙，它不止不像长安城那样城门对称而且只有唯一一个城门，这无疑使得平城京拥有了与长安城截然不同的建筑特色。

而要探讨平城京如此别具一格的原因，还是要从地形地势说起：平城京附近虽然较为平坦，但是湿地居多，不利于建筑的稳定，这样一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京都与平城京最大的区别正在于我们今天文章探讨的中心之一：日本古建筑的对称性。

京都是一个区别于平城京左右高度一致，且政治中心平安宫也严格对称的古都。

如此对比不难看出，日本对于建筑分布左右对称的执念并不像中国所严格追逐的那样重视，地势因素的影响仅仅占据所有原因的一部分。

三、枯寂相随，自成一家

另外的一部分影响因素，还要从日本的神教文化与中国的儒释道影响来看。

儒家文化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被大多数的统治阶级所拥护，可以说贯穿了中华文明的整个王朝史。

而儒家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秩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直是儒家的重点思想，体现到建筑上就是“主次有序尊卑合度”以及统治者最称意的“皇权至上”。

综合儒家的几种理念，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非故宫莫属。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源远流长久盛不衰，而且对建筑的影响同样地深刻。

道教思想主要追求的是“道法自然”，这样不加雕琢的观念体现在中国的古建筑中，就以水乡江南小桥流水的园林最为显著。

除此之外，佛教的主要文化主要追求的是因果轮回，即“空明”的境界，对称平衡封闭相反可谓其中精髓。由此，佛教对这种建筑理念的影响，在寺庙、宫殿等庄严肃穆的场所可谓无处不在。

日本作为一个长久学习中国的国家，自然难免受到儒释道三种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日本神教立国的因素，天皇作为日本最高的精神领袖，一直以天照的后裔自居。

这就需要天皇本人无法像中国的君主一样正大光明地立于权力之巅，而需要天皇保持一定的神秘感，来营造神之后裔的氛围。

正是这种保持神秘感的需求，使得日本的建筑在儒释道的影响下加入了本国特色的因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除此之外，日本禅文化中所追求的“枯与寂”，这种不求利益而以随性自然为追求的境界，逐渐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渗透，建筑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即在建筑中不以刻意修饰为追求而以随性无意为美。

这与中国古建筑中的庄严肃穆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人讲究顺从自然不逆生长，日本建筑也追求天人合一，力求最大力度地保持与自然之间和谐又微妙的关系。

正是在这种禅文化的渗透中，日本古建筑逐渐摆脱了中国的影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本土特色建筑形式，即追求禅文化中的和谐平衡，不讲究形式上的平衡与统一。

长此以往，日本的建筑风格在保留原有中国古建筑特色的同时，逐渐发展为我们今时今日所看到的状态。

对于日本的古建筑风格我们要抱有客观辩证的眼神去看待，经历了时间的洗涤之后，它不单纯地是中华古建筑文化在另一片国土上的映射，而是拥有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

古建筑不追求严格的左右对称形式，正符合日本禅文化的主题思想随性自然。

对于日本古建筑自身发展出的特色，显而易见，日本的统治与宗教文化都没有必要做到像中国君主一样左右对称的强烈意识形态。

由此而知，日本古建筑学习中国的文化仅仅是学到了表面的形式，而没有体会到其中对称分布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