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祺瑶 陈强

位于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被誉为“北京城之源”，是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遗迹。昨天，市文物局公布：考古人员在此首次发现了西周封国两重城圈结构，与出土青铜器的铭文“太保墉燕”互为印证；同时，年代学等多学科研究复原了燕国社会风貌。一系列考古新成果，从不同角度证实了北京3000余年的建城史。

城址规模拓至百万平方米

2025年是琉璃河遗址发现80周年。一代代考古人在这里相继发现了城墙、护城河等遗迹，发掘出土堇鼎、伯矩鬲、克盉、克罍等青铜重器，确定了该遗址为西周燕国始封地。2019年开始，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重启了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收获诸多重要成果。

“此前的考古发掘工作中，琉璃河遗址已发现一重城圈，推测城址范围约60万平方米。近三年，经过系统勘探、整体揭露、探沟发掘，我们找到了3000年前的燕都‘北二环’。”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介绍，考古人员首次明确了外城墙和外城壕的存在，根据外城壕位置推测，城址规模可达100万平方米，“这一新发现证实琉璃河城圈结构至少为两重，突破了人们对西周封国城市复杂性的传统认知。”

“西周燕都建设外城墙和外城壕，也许是为了防御军事进攻或自然灾害。”郭京宁解释，这种营城理念说明古代城市的聚落功能也会随着城墙的扩建而不断丰富。

经过近三年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琉璃河遗址内城中心偏北，新发现一座大型建筑基址，约2300平方米，是迄今西周封国中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我们推测，这是西周燕都一处宫殿或者祭祀建筑的基础，至于是否为‘燕侯宫’，尚未找到明确的考古实证。”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王晶说，内城范围内还新发现了10口大型夯土水井，夯土直径均在15米以上，前所未见，“建筑与大型夯土井的组合，可以视为一个城市单元的标识性要素，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西周燕都的布局。”

还原“作册奂”生平经历

在系统勘探基础上，考古人员找到了燕侯家族墓地，可辨识出至少4代燕侯家族。在燕侯墓地东侧，新发掘出5座贵族墓葬，其中一座编号为M1902的墓葬出土了青铜尊、卣、爵、鼎、戈、短剑等一批重要文物。

“我们发现，其中5件青铜器刻有相同铭文，记录了‘太保墉燕，延宛燕侯宫’的重要史实。”王晶解读，铭文中的“墉”字，是筑城之意，证实3000余年前周王重臣召公亲自来过琉璃河遗址，并在燕侯宫举行建城仪式，“召公当时建的很可能就是我们新发现的外城遗迹。”

据铭文记载，这些器物的主人被称为“作册奂”，名字叫“奂”，官职是“作册”，相当于史官。依托多学科考古手段，考古人员还原了这位西周小贵族的生平经历。

“根据稳定同位素分析，我们找到了‘作册奂’的食谱。”王晶说，与其他贵族和平民不同，“作册奂”的饮食习惯稳定、注重荤素搭配，“同时依据锶同位素分析，我们判断他从殷商故地，跟随召公移民燕都后，生活水平并未下降，还找到了新工作，作为史官见证了燕都建城的过程，记录在了青铜器上。”

高精度测年确定时间“标尺”

“在常规测年的基础上，我们对琉璃河遗址的重要遗迹进行了高精度定年的尝试。”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吴小红介绍，碳十四测年技术作为一把精确的时间“标尺”，可以为考古研究提供年代学依据。她带领研究团队对M1902墓葬的墓主“作册奂”的骨骼、牙齿样品以及墓内各类动植物遗存分别进行了取样和碳十四年代测定。

“基于人体不同类型骨骼和牙齿的生长发育时间和组织更新速率差异，我们建立了‘人骨系列样品’模型，计算得到墓葬形成年代的最大概率区间为公元前1045年至1010年。”吴小红说，结合“太保墉燕”的铜器铭文，这一高精度年代结果将增加人们对于燕国始封年代及燕都建城历史的认识。

动植物考古和各类无机质、有机质文物的检测分析同步开展。王晶介绍，目前琉璃河遗址植物考古浮选获得的农作物以粟和黍为主，辅以大豆和红小豆，少见麦作遗存，证明西周时期此地的农业结构仍为较典型北方旱作农业。

“多学科研究过程中，我们新辨识出各类有机质遗物。”王晶说，这些新发现精准还原了燕都先民生产生活的细节，更为考古人员进一步复原周代社会生活等研究提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