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萍/文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1949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解放全中国的号令，晋绥解放区抽调干部及各类干部学校16000余人，编为五个梯队，加上三个警卫团、医院、临汾留守处等共4万余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后改称西北入川工作团），在贺龙、李井泉等领导下随解放军18兵团、7军19师南下。

2024年8月5日，我的父亲高玉昌在西昌接受了南下入川史料征集组的采访，那天杜建英姐姐赠送给父亲《父辈的南下》第一辑这本书。从那天开始，父亲不管天热还是天冷，每天午后三点准时坐在方桌前，拿起放大镜，每页每篇，逐字逐句地认真反复阅读这本记载了七十五年前南下入川恢弘史实和无数战友的画册。他为有这样一群后代做这件事而感到欣慰。父亲说，这本书不仅解答了他们这代人为什么要流血牺牲干革命，为什么要离别亲人南下四川，为什么要消灭国民党残匪，为什么要建立共和国的新政权，为什么要建设美丽富饶的四川等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他们革命后继有人的信念问题。

高玉昌翻阅《父辈的南下》第一辑

转眼间到了2025年的春节，我们在祝福他老人家迈入95岁高龄寿星的行列之时，又迎来了采集手印的征集组。父亲郑重地将自己当年入党宣誓，消灭敌人，接管政权，建设祖国的右手，印在宣纸上。

我们感到十分荣幸，父亲有这样的机会，将他红色的手印，印在历史的长河里，印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激励着我们传承和弘扬南下精神！

高玉昌九十岁近照（2020 年）

我的父亲高玉昌，山西省临县招贤镇高家庄人。因家里贫困，一家人背井离乡来到山西兴县讨生活，1930年8月父亲出生在兴县。同样是为了生活，他被过继给伯父家又回到临县。从小亲身经历过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看到乡亲被残忍杀害。父亲萌生了参军打鬼子，替乡亲报仇的念头。父亲16岁时在矿井拉煤打工，在饥寒交迫中度日。这时父亲接受到了革命思想，他积极参加党的活动，不久加入了共产党。1948年组织上派他到地委党校（贺龙中学）学习，成为脱产的区委干部，享受供给制待遇。1949年解放全中国，晋绥干部动员南下四川，父亲主动报名参加。

从临县到离石和父亲一起报名南下的有南岭村的张普林、郭家庄的郭仕顺。他们三个人从招贤走到临县城。从临县城出发先到了三交镇，经大武镇到了离石县的凤山底村住下，等待三分区（由临县、离石、方山三县的干部组成）的人员到齐。几天以后，三分区的人员都到齐了，父亲从驻地出发，经中阳、湿县、大宁到达了临汾，一路全是步行，很多人脚上都打起了血泡，血泡破了，钻心的痛，为了不影响行军，部队命令每人每天都要泡脚，遇到缺水的地方，把大家泡脚的水沉淀后，倒入锅里做面汤喝。

且不说走路的艰辛，就解决每天的吃饭睡觉问题也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在临汾期间，住在晋绥分局党校，南下人员进行了大整编，集体入伍。父亲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第四梯队第三大队六中队。把从临县出发时穿的便服换成了军装，三人发一支步枪，每人发两颗手榴弹和三双军鞋。在临汾经过战前学习、培训、编队，已进入1949年的10月初，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北京宣告成立，父亲和战友们心里非常激动、高兴，感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南下途中三变目的地。从临汾出发时，每人带六天的粮食共9斤。走到风陵渡，老百姓用木船帮部队渡过黄河，到了潼关。在潼关坐上拉货的火车，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火车并坐上火车。火车到了西安城外，父亲和战友们下车并就地住下。第二天宣布父亲中队去川北工作。从西安出发，行军到了陕西宝鸡。

在宝鸡休整时，又宣布新的目的地是川西。从宝鸡出发行军到达绵阳，在绵阳第三次宣布目的地又改在西康。无论几次改变目的地，父亲他们都愉快服从，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到了雅安，三分区的方山籍干部全部留在雅安地区工作，离石和临县的干部继续南下西昌。

1950年4月1日父亲随部队到达了西昌，4月4日立即分配到各县工作。父亲分到了刚解放的德昌县城。德昌是个小县，也是个穷县，部队接管县政府时什么也没有。后来找到了一部油印机，很快组建了县委、县政府，每人配一支手枪就开始工作。

1950年土匪活动非常猖獗，趁驻守部队调往盐源剿匪之机，竟然抢占了我们的一个区政府。当时县里只留下营长，通讯员和后勤人员22人，在与土匪交战中，牺牲了三人，形势严峻。父亲他们据守在德昌的最高点锺鼓楼，全靠三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才把土匪压下去。在激烈的交战中，父亲向领导提出，县政府的存在标志着新政权的存在，县政府不能丢必须守住。领导接受了父亲的意见，下令死守锺鼓楼。这时县中队抽调了十几个人前来支援，上级又从各地紧急调来部队，增援德昌剿匪，保卫县政府的战斗打响了。

父亲他们一边从正面痛击土匪，一边做土匪家属的工作，通过她们劝说土匪弃暗投明，收到了一定效果，在城内外的夹击下，最终击退了土匪对德昌的围攻。在这次与土匪交战中，我方也牺牲了许多战士，为纪念这些为国捐躯的战士，德昌县政府专门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以供后人瞻仰。

高玉昌在木里县任县委书记下乡检查工作照（1971年）

1950年父亲分配到刚解放的德昌县委组织部工作，后任组织部部长，1962年任德昌县委第一书记。1964年调到木里县任县委书记。

木里建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是周立志伯伯，继任的第二任县委书记是吉生秀伯伯，第三任县委书记是我的父亲高玉昌。他们三位都是山西南下干部，这说明党总是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南下干部承担。也说明南下干部这个群体能够肩负的历史重任，能够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够打胜仗，让党和人民放心。我的父亲到木里工作时，虽然木里建县已经12年了，但六十年代的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木里县的经济依然落后，人民生活贫困。遵照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一到木里父亲以身作则，到艰苦环境中做调查研究。并号召干部要发挥“铁脚板”的精神，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为节省财政开支，走路下乡。

从县城到最远的俄亚要步行半个月的山路。风餐露宿，爸爸用自带的面粉，通讯员小朗基架起锅，就地取材，做面疙瘩汤吃，对付咕咕的饥肠；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把马搭子里的铺盖，拿出来就铺在地上，天当被地当床，望着满天星星，听着呼啸的山风，忍着蚊虫的叮咬，听着零零星星的狗叫声，野外动物的嚎叫声，带着浑身的疲惫就呼呼入睡了。

次日天刚蒙蒙亮，又开始启程到下一个目的地。有一次经过木里河时，遇到涨水，无法过河，当地老乡临时做了个木筏板，找个有经验的小伙子撑着，载父亲艰难地过河，行至河中间时，忽然上游水流加大，河流湍急，一个浪子打来，差点掀翻木筏，河里乱石林立，父亲是个“旱鸭子”，根本不会游泳，历尽危险到达对岸后，那个撑筏的年轻人一下瘫在地上，满头大汗、脸青嘴白的……想起都后怕。

有一年冬天十二月，冰冻三尺，行至海拔近四千米的西秋乡境内时，天渐渐地黑了，就在丁冬湖边的一户藏民家借宿。第二天早晨起来，湖里结了厚厚的冰，通讯员小朗基的脚都站不起来了。有一次，通讯员骑马去送文件不在县委。父亲接到马上要去瓦厂开会的通知，没有马，他一个人带上手枪步行前往。从博瓦到瓦厂12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他两天就到了。艰苦、惊险的旅程还有很多，父亲就是这样怀着对党的忠诚、对革命的坚定信念，用脚步丈量着木里县的土地，走遍了每一个村落。老百姓对父亲说：您是第一个步行走遍木里的县委书记。

父亲亲自深入第一线，获得了第一手的真实情况，结合木里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种药材的就种药材，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建小水电和水动磨坊…… 父亲心系民众，把全县人民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同时教育干部们这样去想去做，因此，干群关系越来越密切，工作越来越出色。父亲一心为了老百姓，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被公认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1965年省里组织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团，父亲作为代表被选中，成为观礼团的成员，赴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受到毛主席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父亲还参观了北京、天津、山西昔阳大寨等地的工农业先进单位。

1974年8月，父亲调到西昌地委统战部，后任凉山州委统战部部长，直至离休。享受正厅级待遇。

高玉昌和老伴温世英生活照（2020年）

离休后的父亲除了坚持读书看报，还坚持锻炼。他和母亲每天要围绕西昌邛海湿地走路，几千上万步。他心态平和，思维清晰，至今生活自理，成为一位健康长寿的老人。为了纪念父亲90岁生日，给父亲一个惊喜，我为父亲写了一本自传《我的一生》，父亲收到这份礼物很高兴，他感到特别欣慰，享受着与我们敬爱的母亲和儿孙们在一起天伦之乐的日子。

《父辈的南下》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开启了南下后代纪念革命前辈的先河。我们每一个南下后代，都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借这本书的东风，一定要把父辈们无私奉献的南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高玉昌和家人接受采访时与采访人员合影

高玉昌手印照

高玉昌获赠《父辈的南下》（2024年8月5日）

高玉昌和温世英与手印收集组后代合影（2025年2月7日）

作者：高萍

作者简介

高萍，山西临县人。1962年7月生于西昌，出生不久随父母到木里。1974年～1994年，随父母工作调动，在西昌读书。先后在四川省粮校、凉山州财贸校学习。1995年到重庆工作。现已退休。在西昌父母身边陪伴、照顾两老，让父母安度幸福的晚年生活。自己在业余时间学习钢琴、手风琴。

来源：综合《南下四川》公众号 、《南下入川干部史料研究会》信息